陸地絲綢之路上的刺繡文化

　　清代維吾爾族毛織袷袢，新疆博物館藏。

　　清代哈密王帽，新疆博物館藏。

　　清代哈薩克族鹿皮繡花男褲，新疆博物館藏。

　　北魏刺繡供養人殘片，1965年甘肅敦煌莫高窟125、126窟前石縫出土，甘肅敦煌研究院藏。

　　由布皮面料合成的清代維吾爾族繡花高跟女鞋，新疆博物館藏。

　　新疆是古代陸地絲綢之路的要衝，是今日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域，從古至今均是多種文化交融薈萃之地。伴隨整個陸地綠洲絲綢之路行經西域向西輸送的，不僅有絲綢、茶葉與瓷器，還有與之相關的傳統工藝，刺繡便是這諸多工藝的一種。刺繡傳統工藝經“絲路”傳到西方，促進了西方在紡織技術上的發展；又借由“絲路”一路回傳，使得我們也吸收借鑒了西方紡織的工藝和文化，如此，才有了今天絲綢之路上的錦繡無邊。

　　刺繡俗稱“繡花”“扎花”，是用繡針引繡線在繡地上穿繞，形成以繡線為主或者以線固定其他繡材為圖案的一種裝飾方法，結合不同的配色，形成不同的繡品。古書記載為“針黹”，黹便是縫紉、刺繡之意。從史料記載與出土實物來看，刺繡最開始是以實用為目的的，用於服飾與日用小件的裝飾。《尚書·虞書》記有關於舜命禹製作章服的傳説，“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後世帝王所穿的“袞服十二章”便可追溯至此，主張以“衣畫而裳繡”的手法，通過繪畫與刺繡的結合，呈現衣服的裝飾特點。

　　目前傳世最早的刺繡，據考出現在西周。1974年12月，在陜西省寶雞市茹家莊西周魚伯墓中，發現了留存于泥土中的刺繡痕跡。史料記載，西周時期的貴族服裝多以刺繡裝飾，並將之用於國家之間交流饋贈的禮物。春秋戰國時期，刺繡走出宮廷，來到民間，自此，庶民之衣與軍隊之旗上出現了刺繡的紋飾。

　　一般而言，繡地、繡材、繡針與繡線構成刺繡的基本要素，而針法、繡法與繡種又決定著刺繡的工藝水準。

　　繡地繽紛匯西域

　　繡地，是指刺繡料子，有繃、緞、紗、布、皮等，亦稱“地子”“底子”。雖相傳周穆王西遊之時便已帶來絲綢，然而，在張騫通西域之前，從織造技術而言，西域境內可供選擇的刺繡繡地多為羊毛織品、皮革、裘氈。搟氈是商周時期西域人便已熟練掌握的製作技藝，其真正原産地在今伊朗高原，它極大地影響著中國西北地區居民的日常生活，在絲綢織造技術傳入之前，氈幾乎是西域境內居民服飾製作首選的材料。陸地綠洲絲綢之路開通以後，毛氈也通過絲綢之路回傳，影響到中原的宮廷與貴族生活。7世紀初期，黑羊毛氈製成的男人氈帽一度風行，並出現了氈與繡結合的繡法創新。《酉陽雜俎》中記載，唐玄宗賜給安祿山的諸多禮物中，便有“繡鵝毛氈”；蒙元時期，“剪絨氈”更被列入皇帝影堂織造的地毯中的上品。

　　張騫出使西域之後，中原地區傳入的絲綢極大影響了西域的刺繡繡地。絲綢、蠶絲織造技術的傳入使得該地區將絲綢紡織與原來的棉麻、毛紡織品結合起來，這些繡地與刺繡、染色、提花等工藝相結合，極大地豐富了西域居民的服飾藝術。“高昌錦”“于闐錦”“龜茲錦”“疏勒錦”等織錦富麗的繡地品種在歷史上工藝水準很高，作為貢品朝貢給中原王室，形成了絲綢之路上絲綢文化的回流現象。據考，張騫通西域後，絲綢之路上往返的絲織品中便有絹、綢、錦、緞、綾、羅、紗、綺、絨、緙等多種織品，它們極大地豐富了西域居民刺繡的繡地選擇。

　　與此同時，漢晉時期，西域居民的衣著款式新奇，服裝上刺繡的花草紋樣精巧細緻，從圖紋到繡地都顯出濃郁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痕跡。1959年新疆民豐縣尼雅夫妻合葬墓出土的漢晉時期的“繡花棉布褲”，以粗棉布作面，褲腿腳邊緣用草綠色顯花細絹綢鑲邊，絹上以綠地、動物、花草、葉紋為主繡，配以絳紫、黃、寶藍、白色等各色絲線，運用鎖針繡出卷草葉、金鐘花的紋樣，紋飾枝枝蔓蔓，循環往復、富有動感。這條褲子不僅反映出漢晉時期西域繡地已出現棉、絹、綢等多種材質的混用，而且展現出漢代織錦、錦繡並用的特徵。同時出土的還有一枚“君宜高官”銘文銅鏡，銅鏡所裝的鏡套係用絲綢縫製而成，鏡套之上還有彩色絲線繡花作為裝飾。新疆博物館館藏的漢晉時期的“刺繡方格紋錦手套”，由藍絹縫製，鎖天青色絹邊，用兩種織錦拼貼縫合，採用鎖針繡法，圖案為鳥紋、藤草紋和環紋，其繡地也呈現出不同紡織品混用的特色。此外，吐魯番出土的蜀錦表明，魏晉時期，蜀錦也傳到了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