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陜西故事”要怎樣講？

　　原標題：我們的故事怎樣講——陜西三位文化人的思考

　　塑造歷史與現代交相輝映、傳統與時尚完美融合的陜西新形象需講好陜西故事。陜西省第十三次黨代會提出：講好陜西故事，突出講好守護根脈、傳承文明的歷史故事，理想如熾、信念如鐵的革命故事，革故鼎新、開放共贏的發展故事。

　　站在歷史高度書寫時代

　　——訪著名作家、陜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高建群

　　講故事，不是為了讓大家聽故事本身，而是通過故事講述我們輝煌的歷史，展示我們人民的精神，總結我們古老的智慧。文藝創作者應該跳出自己的小格局，走到社會生活中，走到普通群眾中，放下身段，深入地觀察、發現進而描繪這個時代。作為文化人，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將欠下這個時代一筆債。

　　記者：省第十三次黨代會提出講好陜西故事。您如何理解“講好陜西故事”的必要性？

　　高建群：陜西是文化資源大省，遍地是寶。從三秦大地上挖掘出我們的故事，將這些故事變為藝術，講給全國、講給世界聽，我們責無旁貸。

　　我們講故事，不是為了讓大家聽故事本身，而是通過故事講述我們輝煌的歷史，展示我們人民的精神，總結我們古老的智慧。要有大格局，要有大氣象，要懷著一顆敬畏之心去表述。

　　新中國成立以來陜西文化在全國範圍內産生過三次重大的影響。一次是上世紀60年代長安畫派的輝煌，一次是80年代西部電影的輝煌，一次是90年代文學陜軍的輝煌。我相信，只要我們認真地把自己的優秀文化挖掘、弘揚出來，陜西還將給中國文壇和藝術界帶來新的、巨大的驚喜。

　　記者：作為文化資源大省，我們不缺傳統文化，不缺故事，但缺少“説書人”。從文藝創作的角度看，陜西怎樣才能講好自己的故事？

　　高建群：文藝的高峰從來都紮根在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法國作家大仲馬説過，歷史是一枚釘子，用來挂他的小説。同樣，我們也需要找出一枚枚清晰可見的釘子，在真實的歷史和生活的基礎上發揮想像力進行創作。

　　三秦大地上豐富的文化資源，為文藝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但我們對資源的重視和挖掘還遠遠不夠。我們缺少站在歷史的高度上審視和駕馭這些題材的能力。拿歷史文化來説，一座長安城，半部中華史。這片土地上出現過許多重要的事件和人物。歷史有許多的節點和拐點，將這些節點和拐點寫出來了，一部文明史就寫出來了。我此刻正在陜北采風，參觀了神木縣的石峁遺址，它背後的故事就是這樣，足以形成大開大闔的宏大敘事。該遺址是我國已發現的史前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專家推斷年代大約在距今3800年至4200年之間。當時黃帝氏族的部落中最大的一支，自山西汾河流域的堯都漂移到石峁居住繁衍，形成蔚為壯觀的軒轅城居住群，又漂移到甘肅形成齊家坪文化，再漂移到關中平原，後來成為周王朝的先民。

　　當代文化也是一樣。文藝創作者應該跳出自己的小格局，走到社會生活中，走到普通群眾中，放下你的身段，深入地觀察、發現、進而描繪這個時代。作為文化人，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將欠下這個時代一筆債。

　　記者：陜西“十三五”規劃指出，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大力發展文化産業，提升陜西文化軟實力，建設文化強省。在您看來，實現文化強省目標的關鍵何在？

　　高建群：在發展文化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尊重文化發展的規律，尊重文藝創作的規律。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文化的獨立性，認識到文化強大的精神力量，警惕將文化僅僅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工具或實現形象宣傳的手段的觀念。文化本身就是目的，藝術本身就是目的。最近我在《我的菩提樹》一書的簽售儀式上説，擁書半城，既富且貴。經濟發展了，有錢了，那只是富，不是貴。

　　同時，我們的文化要注重面向市場，一定要走市場。你的書，你的影視，你的戲劇，掙回來了錢，將陜西的國民生産總值拉動了零點幾個百分點，那才叫水準。其實藝術規律和市場規律並不矛盾，優秀的作品往往既能夠在藝術造詣上達到一定高度，又能夠帶來不可估量的經濟效益。要相信，真正的藝術一定有它的市場和受眾，即使是普通老百姓，對作品的優劣也具備很強的鑒別力。

　　用陜西元素講世界故事

　　——訪陜西省電影家協會主席、西北大學廣播電影電視係教授張阿利

　　好電影需要好故事，需要找好故事、寫好故事、演好故事。本土化和國際化並不矛盾，事實上這兩者是要尋求相互勾連和融合的。當我們操作本土化題材的時候，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全球視野，用陜西元素講世界故事，而不是為本土化而本土化。

　　記者：陜西電影曾經取得非常輝煌的成就，上世紀80年代，西影廠誕生了很多載入中國電影史冊的作品，並走向了世界。您如何評價近年來陜西影視作品對陜西故事的展現？

　　張阿利：近幾年來，在表現陜西歷史和現代生活方面，我們的電視劇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對講述陜西故事作出了較大貢獻。其中的代表作品如電視劇《白鹿原》《大秦帝國》《長征大會師》《保衛延安》等，在全國都獲得了不錯的反響。相對而言，我們的電影精品力作並不多。

　　不過，我們也應當看到，陜西電影正在努力迎頭趕上。第一，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的舉辦，對傳播陜西電影品牌的作用會越來越顯著。第二，西部電影集團重新進行了産業定位和佈局，打造的西影電影圈子的效應開始顯現。第三，在西部電影集團之外，陜西電影其他方面的製作力量也進行了産業化的平臺建設，如陜旅影視、陜文投、曲江影視以及一路陽光、光中影視、五洲影視等民營影視公司。第四，我們的一些作品重新開始發揚西部電影的精神，回歸現實主義傳統。整體來講，我們已經在做一些努力，但見效還需要時間。

　　記者：在您看來，近年來陜西電影精品力作不多的主要原因何在，需要如何突破？

　　張阿利：好電影需要好故事，需要找好故事，寫好故事，演好故事。整體上來講，我們電影目前的敘事能力較弱，往往過於形式化或者商業化。這也反映出我們電影人才的缺乏。我們必須更加注重提高內容生産的能力，注重打造影視産業和影視教育高度結合的人才培養方式。

　　此外，我們電影的發展對市場經濟的利用尚不充分，也缺乏産業運作的人才和品牌性的集團公司的引領，電影産業化發展不足。我們現在要致力於共建陜西文化産業發展的市場經濟環境，只有把“池子”做大，才能有“大魚”。

　　記者：您之前提到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這樣的平臺對陜西電影“走出去”有重要推動作用，同時可能促進我們電影在敘事方式上進一步與國際接軌。對於展現陜西歷史和社會現實的電影作品，應當如何處理好本土化和國際化之間的關係？

　　張阿利：本土化和國際化並不矛盾，事實上這兩者是要尋求相互勾連和融合的。西影過去的一些電影，比如《霸王別姬》《活著》等等，之所以獲得國際關注，正是源於它們對人性的關照和表達，這就具有了共同關注性和普世性價值。當我們操作本土化題材的時候，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全球視野，用陜西元素講世界故事，而不是為本土化而本土化。舉個簡單的例子，不能因為我喜歡吃麵條就讓全世界的人都吃麵條，別人可能很難理解我為什麼喜歡，但如果將麵條作為一個元素去講述人性的東西，就可能形成有趣的故事。

　　讓文化資源和當代人有效溝通

　　——訪陜西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劉蒙之

　　今天，我們需要從文化資源中挖掘更加有益於當代的意義，從而生産出更加適應當代傳播的作品，讓這些珍貴的文化資源和當代人實現有效溝通。

　　記者：扛好文化陜西這面大旗，要發揚中國精神，講好中國故事。您如何看待講好陜西故事對弘揚陜西文化的作用？

　　劉蒙之：我也在思考，為什麼我們如此強調要講好故事。其實所有的文本都可以歸為兩大類，故事的和非故事的，而故事往往是訴諸感性的。傳播學中講説服手法有兩種，訴諸感性和訴諸理性，訴諸感性能夠更快、更容易地抵達受眾的心靈，使其産生共鳴和認同。這樣看來，我們就能夠理解講好故事的重要性了，它能夠使得我們的文化呈現得更豐富、立體，更震撼人心，從而促進價值傳播。

　　記者：從新聞傳播到文藝創作，我們在講述陜西故事時，對本土文化資源的挖掘和利用存在怎樣的不足？

　　劉蒙之：基於陜西本土文化的特點，我想陜西故事可以分為三大類別，即歷史故事、革命故事、建設和發展故事或者説當代故事。對於歷史和革命故事的講述，前人給我們奠定了基礎，但也正因如此，我們對於歷史和紅色文化資源的認知，受到了前人很大的影響，我們的表述也往往停留在已有的範式。而這些範式受到當時政治、經濟、社會情境的制約，具有歷史局限性。今天，我們需要從這些文化資源中挖掘出更加有益於當代的意義，從而生産出更加適應當代傳播的作品，讓這些珍貴的文化資源和當代人實現有效溝通。

　　另一方面，我們提到文化資源時，常常忽略了當代文化。傳統文化固然重要，但我們不能躺在傳統的溫床上。對於當代文化的傳播、當代故事的講述，我們需要更重視。

　　記者：無論是講述歷史和革命故事，還是講述當代故事，如何講都是關鍵問題。在具體實踐方面，您有哪些建議？

　　劉蒙之：在我的理解中，既然是故事，就有幾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包括人物、主題（人物承載的時代精神）以及戲劇張力。基於此，我們應當首先堅持這樣幾個理念：立足於實際生活；訴諸情感，在關注人物活動的同時關注他的內心世界；以實現價值傳播為目標，關注受眾對主題和形式的接受度。

　　具體到操作層面，我認為目前我們還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創新。

　　第一，話語體系上，摒棄那些陳舊的、缺乏生命力的詞彙、套路，更加重視呈現真相、細節。第二，精神載體即人物的選擇上，突破對我們所熟知的人物的重復表達，挖掘更多契合時代精神的新人物。第三，平臺和渠道上，根據不同傳播對象的特點，嘗試多種媒介形式的表達，包括非虛構寫作、電視節目、紀錄片等各種門類。第四，講述者上，引入他者的眼光，以突破我們講自己故事時難以避免的思維定勢。比如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所寫的《空谷幽蘭》，就是一部關於中國隱士文化的作品，取材地就在秦嶺，該書在世界上非常暢銷。（見習記者 孟珂 記者 康傳義）

　　手記 綜藝清流，在心底流淌

　　陳卓珂 劉曌瓊

　　在真人秀、脫口秀滿屏扎堆的時代，《朗讀者》《見字如面》《中國詩詞大會》刷新了觀眾對綜藝節目的認知，讓傳統文化在大眾生活中大放異彩。

　　這些年來，我國重視並大力推廣傳統文化的復興工作。在全面復興傳統文化的政策窗口期，文化類節目迎來了自己的發展紅利。綜藝“清流”就這樣火了起來。

　　“曾經覺得讀詩寫信只是古板與老套，如今才發現它們是美的意境，是情懷，是文化、歷史與內心。”《見字如面》首期播出後，一位網民在騰訊視頻留言區這樣寫道。追求精緻內容、用情懷來做節目，把信件這一“最溫柔的藝術”（梁實秋語）發揮到了極致。通過朗讀，還原了當時的情境，同時將歷史與現實打通，獲得了無可估量的內在提升。強大的“走心”效果，把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巧妙打開，讓綜藝節目走出“套路”，也讓傳統文化的力量震撼觀眾。

　　文化節目的走紅也暗合了社會中本就埋藏著的傳統文化需求，它們的出現撫慰著信息爆炸的時代痛點。這些節目一改往日傳統文化“高高在上”的説教口吻，將娛樂節目模式和文化傳播結合起來，讓觀眾的距離感消失了。對於更多普通觀眾而言，這些節目使他們找到了深埋在心中的中國傳統文化基因。正如導演關文正所説，《見字如面》的推出，是基於文化産品多樣性需求的“面向未來”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