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律師等專業人員組成，擔任未成年人的“法律家長”，進行幫教等工作

　　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一直是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今年年初，山西省青少年維權中心在全國首創“青少年維權專員”（以下簡稱“維權專員”），對未成年人擔任其“法律家長”、社會調查、幫教矯治、維權等方面的工作。

　　經過半年時間的探索實踐，那些需要援助的未成年人，得到了哪些具體幫助？這項創新有著怎樣的重要意義？連日來，記者進行了深入採訪。

　　A 專業隊伍上崗 擅長青少年權益保護

　　在影視劇中，我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場景：一個或幾個未成年人因涉嫌犯罪，被帶到派出所，工作人員會説“叫你的監護人來派出所一趟”。

　　這一程式的演繹，在刑事訴訟法中，有著這樣的表述：“對於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訊問和審判的時候，應當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而對於法定代理人由於特殊原因缺席，或者不能夠履行法定代理人職責的，可以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

　　記者了解到，“合適成年人”制度，主要是在未成年人案件中，父母不能或不願到場情況下，為未成年人挑選符合一定條件的合適成年人到場，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在實踐中，“合適成年人”的來源群體，通常是未成年人的監護人、老師或社區工作者等。

　　那麼，怎樣的“合適成年人”，才能發揮好保護未成年人的作用呢？山西省青少年維權中心維權事務部副部長牛麗婷介紹，“合適成年人”的參與，會貫穿到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通常會涉及到公安、檢察、法院等多個部門，而在各環節中還要起到不同的作用，比如安撫未成年人情緒、維權等，不僅僅只是在場這麼簡單。

　　此外，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關於未成年人的“合適成年人”到場，我省的法律援助機構以律師參與為主。這意味著，該名律師就不宜同時再兼任辯護人，來提供法律援助了。這也成為辦案程式中易被忽略的一個重要內容。而未成年人的老師或社區工作者等人擔任“合適成年人”到場，或存在未成年人隱私保護等問題。

　　基於以上因素，2017年初，由心理諮詢師、社會工作者、青年團幹、律師組成的“青少年維權專員”專業隊伍應運而生，由山西省青少年維權中心指導開展工作。“青少年維權專員”作為青少年保護組織的代表，熟悉並擅長青少年保護工作，利於對其進行權益保護。

　　B 半年服務涉罪未成年人45人

　　今年6月，“維權專員”王艷接到指派，參與了公安機關對一名13歲男孩王華（化名）涉嫌盜竊摩托車的詢問。

　　王華曾因盜竊電動自行車被抓過，但當時因為年齡小，沒有受到處罰。而他之所以屢次盜竊，和他結交的朋友有關。“王華早早輟學混社會，並跟著朋友一起去盜竊。但最重要的，還是王華的監護人疏于管教。”王艷告訴記者。

　　“王華在接受公安機關工作人員訊問時，那種滿不在乎的態度，令我印象深刻，也非常痛心。”王艷本職工作是一名心理諮詢師，她向記者介紹，《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對於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違反治安管理的，不予處罰，但應當責令其監護人嚴加管教。這個事件中，監護人用了“把孩子打一頓”的辦法來管教他。王艷説：“孩子錶面上雖然是受罰了，但他根本沒有明白盜竊行為的違法性和其他後果，只知道大不了就是挨一頓打，所以才有了盜竊電動車之後又盜竊摩托車的行為。”

　　今年4月，一名17歲的男孩張凱（化名）被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之後，由“維權專員”對其進行幫教。

　　“維權專員”趙麗春告訴記者，當時張凱正在上高二，學習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張凱涉嫌犯罪的情節很簡單，小區籃球場的籃球架下有一部無人看管的手機，他順手拿走，之後被警察找到，然後他給失主退賠。”趙麗春説，由於其為初犯、偶犯，且是在校學生，社會危害性不大等原因，檢察院做出了不起訴決定。

　　“當我問他偷手機的原因時，他説是看到母親用著很舊的手機，自己想給母親換一部新手機。”趙麗春説，聽上去案件事實還有點讓人感動，但其實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趙麗春是一名心理諮詢師，經她的觀察發現，張凱已認識到錯誤，但他自尊心很強，又缺乏安全感，他對母親有很強的依戀，覺得自己的行為會令母親傷心。“發現張凱的問題根源後，在之後的接觸中，我就開始對他進行心理疏導。”趙麗春説。

　　這兩個案例，只是“維權專員”在維護未成年人權益時，一個個小細節。據統計，截至目前，半年時間，“維權專員”共服務涉罪未成年人45人，其中，涉案類型以盜竊居多，涉案時年齡從13歲到17歲都有，二次以上違法犯罪的佔到28.89%。

　　C 對涉罪未成年人幫教至少半年

　　“維權專員”怎樣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牛麗婷向記者介紹，“維權專員”的工作職責有擔任“合適成年人”、對涉罪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對涉罪未成年人幫教矯治、開展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工作。檢察院、法院、公安機關在需要未成年人的“合適成年人”到場情況下，會第一時間通知“維權專員”隊伍，由其派出相應人員進行配合。

　　“‘維權專員’在擔任‘合適成年人’的時候，會首先向涉案的未成年人代表表明身份，説明職責，並在辦案人員的陪同下與涉案未成年人會面交談，了解其健康狀況、權利義務知曉情況、合法權益有無遭受侵犯等情況。”牛麗婷介紹。

　　在對涉罪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中，“維權專員”受辦案單位委託，在對涉嫌犯罪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家庭背景、社會關係、犯罪前後表現等信息，以實地考察和面談等方式開展調查的基礎上，對未成年人涉罪的原因，以及犯罪之後回歸社會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評估，形成詳實的社會調查報告，提交給辦案機關。

　　在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或附條件不起訴決定的未成年人案件中，“維權專員”開始對其涉罪未成年人進行幫教矯治，通常要經過接案建檔、初期評估、制訂計劃、干預幫教、目標評估、結案反饋等階段。“維權專員”通過家訪、電話和網絡訪談、心理輔導評估、公益活動等多種方式，對未成年人和他的家庭開展工作。對每名未成年人，至少需要開展半年的幫教工作。

　　對於在惡性犯罪中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維權專員”會派出資深的心理專家對其開展心理危機干預。對每名未成年被害人的干預救助，一般也至少需要半年時間。

　　事實上，這些對涉案及受害未成年人的維權保護，在山西省對未成年人的維權工作中就一直存在。而“維權專員”所創新的，是把這一項項維權方式整合在了一起，在各環節中選派專業的人員對未成年人進行幫助，使得專業維權效果顯著提升。

　　截至目前，180名“維權專員”已覆蓋山西省11市119縣區。

　　D 選任標準高文化、愛心都得有

　　“維權專員”隊伍中，因所組成人員具有心理、法律、青少年服務等專業特長，在保護未成年人權益時，能夠覆蓋到其調查及矯治的各個環節，有針對性地進行幫助。

　　記者看到，“維權專員”的考核管理辦法，有著嚴格的選任標準：具有較高的政治素質和較強社會責任感，熱心未成年人工作，具有較強人際溝通能力、一定的社會閱歷和較強的思想教育工作能力，具有一定的法律、心理、教育、社會工作等相關知識和工作經驗。

　　“‘維權專員’的選任，要求文化素質較高，還要有愛心有正義感。這其中也包括各大高校的法學、犯罪學、心理學的高學歷學生與教師。”牛麗婷告訴記者，之所以這樣選擇，是因為他們具有比普通人更全面、更有針對性的專業知識，能更好地幫助未成年人。同時，他們比父母、律師更容易保持冷靜、客觀、中立的立場，從而更容易被涉案未成年人與公安機關所接受。此外，這些人員平時學習的理論內容急需實踐進行證明，讓他們參加未成年人的訊問，了解未成年人的心理狀態有利於自身學術水準的提高，是他們來當“合適成年人”的一個強大動力。

　　“在工作流程方面，對同一名涉案未成年人訊問或詢問時，每一次都安排同一名‘維權專員’參與。如果後續需要做社會調查和幫教等工作，都是以最早參與到案件中的維權專員為主來組建工作小組的。”牛麗婷介紹。（記者 李飛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