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信傳奇

　　近日清點房間，在角落裏找到了一摞完好的書信。如今，短信微信紛飛，私人書信猶如老古董一般，被歲月湮沒。而我的三段書信傳奇故事，讓我觸摸到改革開放40年生活華章的片段。

　　40年前，我正在通山縣高湖公社中學讀高中，作文寫得好，老師多次當範文念。改革開放，不僅搞活了經濟，而且帶來人與人敞開心靈交往的新風尚，比如男女戀愛，書信傳情，回歸正常。高考之後，受好友王厚新之托，向同班女生朱同學寫一封表白的情書。其時，我對朱同學也有好感。情愁兩難，一方面，礙于好友情面，我答應下來，但只打算應付一下；另一方面，我希望女同學能拒絕這封表白的信。糾結幾天，寫了撕，撕了寫，約定一週寫好，直到最後一天才寫一頁多。沒想到，一紙情書，他們兩情相悅，從此成雙成對。如今，這對夫妻琴瑟和鳴，我的代筆故事早已成了他們茶余飯後的“餐點”。

　　上世紀80年代，我在湖北銀行學校讀書，遠離家鄉，與父母書信往來，彙報學習，傾訴思鄉之情。剛入學時，總是想家，我下了課就往收發室跑，擠在窗口等著收發員叫名字。叫到我時，講話都結巴了，“我在這……我在這。”拿到信，立刻撕開看裏面講些什麼。學校流行戴手錶，我忍不住衝動，向父母寫信説了這個意思。不久，家裏寄來120元。我約上同伴，去武漢商場買了一塊上海寶石花牌手錶。當晚凝視著精緻的手錶，興奮得不能入眠。暑假回家，得知那120元是父親大熱天上山砍樹，再變賣生豬才湊起的，心裏很不好受。之後想起那封信，我總覺得愧疚。

　　1983年，我進銀行工作。業餘時間，采寫稿件投給報社，不時有文章見報。最值得稱道的是一封寫給湖北日報的讀者來信——

　　1995年2月，我在工作中發現，通山縣尚有29%的“綠條子”不能兌現。這些錢大部分是打工仔、打工妹們含辛茹苦地積攢下來的，不少家庭正等著用這些錢買種子、上醫院、交學費。由於種種原因，郵政匯款總是難以到手。

　　這一情況深深觸動了我。經過幾個夜晚的思索，我將有關情況和我的採訪記錄整理成《湖北通山29％的“綠條子”不能兌付》一文，寄給湖北日報內參編輯組，同年3月刊出，人民日報內參還作了轉載。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朱鎔基同志在上面作了批示。當時的郵電部部長、中國農業銀行行長及湖北省政府秘書長紛紛就解決“綠條子”問題提出要求。電話、傳真一個接一個，中央、省市下來調查的記者一撥接一撥。一些好心人開始為我著急，“你早點準備寫檢討吧。”

　　我著實嚇慌了，幾夜沒睡好覺。沒料到，下來調查此事的同志第一句話就是要我放下包袱，不要怕，因為我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有的地方存在的問題更嚴重。湖北日報社王小南記者來信説，寫情況反映就是要喜憂兼報，報憂的材料更能推動解決問題。

　　經過郵政等部門的共同努力，“綠條子”的兌付率很快由71%提高到98%。現在，只要談起“綠條子”，好多人還記得我。

　　40年過去，我的孩子都已長大，用的是智慧手機，雖然更方便更快捷，但總感覺少了書信的韻味。（作者：陳華國 單位：人民銀行通山縣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