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風骨與性情

　　“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本身亦是字字珠璣、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雖不曾入選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但這決不影響它在後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王羲之此文本是為玄言詩集作序，卻拒絕“平典似道德論”，而是以飽蘸深情的筆墨，抒寫良辰嘉會之際自己內心的悲喜交集之感，直言“一死生”“齊彭殤”的虛誕與矯情，反思生命的意義與真諦，字裏行間蘊蓄著“生生”美學的深厚底蘊。

　　《周易·係辭上》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生生之謂易。”陰陽相生，生生不息，此之謂易。獨陽不成，獨陰不長，二者在抗衡與交融中，互相汲取自身賴以成長的滋養。世間一切事物，莫不由其內部剛柔、翕辟、動靜、開闔等對立雙方的交感、搏擊和消長而得以形成、發展和變化。這種“生生不息”的思路和視角形成了中國古代哲學獨具特色的本體論及宇宙觀，進而影響並滲透到文藝創作的審美理念之中。

　　永和九年（353年）上巳節，以王羲之為首的東晉名流41人齊聚會稽（今紹興）之蘭亭，曲水流觴，即興賦詩。當時的名門望族如王家、謝家、庾家、郗家、袁家、羊家、桓家的代表人物紛紛乘興而來，盛況空前……這些人中，多半都是談玄高手，素喜身托山水而心寄玄遠，“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臨了，眾人的詩篇結為一集，王羲之為之作序，是為《蘭亭序》。出人意表且難能可貴的是，此序沒有迎合東晉士人的時尚潮流以闡發玄思妙理，而是借作序之酒杯，澆胸中之壘塊，感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全文樂與悲互滲、明與暗交疊。一陰一陽，相得益彰；陰陽相和，氣場全開：仰觀宇宙之大是陽，俯察品類之盛是陰；欣于所遇、快然自足是陽，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是陰；高朋滿座、把酒賦詩是陽，年壽有盡、轉眼陳跡是陰；今誦古人文是陽，後吟今人詩是陰……起伏跌宕、一唱三嘆，詞採既富，更兼風骨。《蘭亭序》之基調，時有低回傷感，但自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陽剛之氣貫注其中。

　　文如其人，王羲之一向清名遠揚，然清而不虛，他更以“風骨”見稱於時：“及長，辯贍，以骨鯁稱。”（《晉書·王羲之傳》） “羲之風骨清舉。”（《世説新語》劉峻注引《晉安帝紀》）“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世説新語·品藻》）朝中強硬派人物庾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晉書·王羲之傳》）王羲之父親王曠，富有雄才大略，東晉開國皇帝司馬睿的姨表兄，亦是當日建議司馬睿移鎮江東從而成就帝業的畫策之人。一代名相王導乃王羲之堂伯。受家風影響，王羲之為政勤勉，事必躬親，方正無私。

　　身為修禊盛事的發起人與組織者的王羲之，面對良辰美景，把酒臨風、喜氣洋洋，同時又心事浩茫、千憂百慮，兩股情感激流在胸中交匯、碰撞，才有了千古一序的誕生。《蘭亭序》書法，以“雄秀”與“自然”之風神輝耀韆鞦，相傳此文乃王羲之在飲酒微醺的狀態下揮筆寫就，事後他曾多次重新抄錄，無奈再也寫不出原來字體筆畫的神韻了，只得作罷。

　　金聖嘆《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九評價《蘭亭序》曰：“此文一意反復生死之事甚疾，現前好景可念，更不許順口説有妙理妙語，真古今第一情種也。”

　　自古以來，在我們華夏民族“生生”文化傳統裏，無論做人，還是為文，莫不崇尚“真”與“誠”。如果説，《易傳》僅僅描述了天地“生生”之德，那麼《中庸》則將“生生”之德抽象為“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本意是言行一致、真實無欺，此性恰與天道運行的秩序性相契合：“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蘭亭序》之殊勝之處便在於一任真情實感噴薄而出，不回避、不含糊，不故弄玄虛或故作超凡脫俗， “字字從肝肺出”，以一片至誠示人。金聖嘆為其至誠之心所打動，遂慨嘆王羲之為“古今第一情種”。

　　除了“風骨”，王羲之給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其真性情了。當初，與王導同為托孤大臣的郗鑒，家有小女初長成，欲與王家聯姻，“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鹹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雲：‘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世説新語·雅量》）郗鑒閱人如川，慧眼獨具，捨棄了那群芝蘭玉樹般衣冠楚楚、彬彬有禮的佳公子們，毫不猶豫地選定了這位坦腹東床的“不裝”少年王羲之，事實證明，他的見識果然不凡。郗鑒的女兒郗璿雅擅書法，有“女中筆仙”之稱。婚後，王羲之與之情愛甚篤，始終如一。晚年，王羲之不無自誇地説：“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八個兒女皆為一母所出，在那個紙醉金迷、妻妾成群的時代，王羲之不愧是江左士族圈中的一股清流。王羲之對聲色犬馬沒有興趣，除了書法之外，他愛鵝成癖。張岱《陶庵夢憶》説：“人無癖不可交，以其無深情也。”王羲之的確是個“一往而有深情之人”，在其流傳下來的尺牘裏，可以看到不少他為妻子病痛懸心的文字記錄：“婦安和。婦故羸疾，憂之焦心。余亦諸患。”“賢婦大都轉差，然故有時嘔食不已，是老年衰疾久，亦非可倉卒。”“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不僅是對家人，王羲之對朋友也總是以誠相待，語淺情深。據《世説新語·言語》載，南渡之後，名士們“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當時謝安、支道林、許詢、殷浩、謝尚、孫綽、殷仲堪、王濛、劉惔、司馬昱等，皆是清談高手。謝安高臥東山，屢召不就，唯以清談為務，王羲之賞識其才幹，勸勉謝安為國效力：“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瑕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後來，謝安之弟謝萬任西中郎將，持節監司、豫、冀、並四州諸軍事，兼任豫州刺史，並肩負北伐大任，王羲之對他驕傲浮華的做派素有了解，遂諄諄告誡他務必處事謹慎、生活儉樸、與士卒同甘共苦：“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對待平民百姓，亦充滿愛心溫情。山腳下偶見老嫗賣扇辛苦，便在每把扇子上書寫五字，令老嫗告訴眾人是王右軍所書，扇子很快被搶購一空。

　　宋代書法家米芾曾雲：“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山陰幽興發。群賢吟咏無足稱，敘引抽毫縱奇札。”《蘭亭序》的確是一篇“奇札”，奇就奇在，作者將自己的“生氣”毫無保留地傾注其中，1600多年過去了，字字句句仍然是鮮活生動的。（文/趙海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