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將成為生態修復的巨大推力。但還要加強賠償資金的監督管理，真正守護好生態環境及人們的生態權益

　　近期，有媒體報道，浙江青田7名涉嫌非法捕撈水産品罪的犯罪嫌疑人投放了10萬多尾魚苗，主動進行生態修復。近年來像青田這樣，既打擊破壞生態環境行為、又探索生態修復的地方還有很多。

　　生態修復是讓受破壞的生態系統儘快恢復良性循環的重要舉措。黨的十八大報告就提出，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去年，我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工作大幕開啟，強調“環境有價，損害擔責”的理念，成為生態修復的巨大推力。目前，吉林、江蘇等7個試點省市已全面啟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試點，有利於通過案例實踐，“為國家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形成提供可複製的制度儲備”。同時，國務院近日印發的《關於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産有償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了生態環境的産權，增強了可操作性。

　　現實中，常會出現由於索賠主體不明確、評估規範不健全等，而導致環境損害不知找誰賠或是賠償不給力；或者即使環境破壞者被罰得很疼，罰款卻沒有用於生態修復。這表明我國生態修復形勢依然嚴峻。比如，雲南近期督查16州市的環境執法監管重點工作就發現，已關閉的礦山，生態修復滯後甚至不修復的情況很普遍。

　　然而，目前試點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並非對所有的環境破壞情形都有明確規定，針對的主要還是較大的、突發的環境破壞事件等。因此，就有可能發生規定範圍之外的環境破壞事件。這種情況下，賠償及生態修復同樣不能缺位，環境公益訴訟是重要出路。比如，日前德司達（南京）染料有限公司向運河偷排4年傾倒廢酸2000多噸，相關責任人被依法判處刑罰後又被江蘇省環保聯合會告上法庭，要求賠償環境污染修復費2000多萬元。“刑民並罰”的做法，值得借鑒推廣。

　　有了好的制度，要更好推進生態修復，還要加強對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資金的監督管理。比如，資金怎樣構成、由誰管以及如何花在刀刃上，都要有更細的明確，避免賠償資金“缺斤短兩”或“跑冒滴漏”。修復費到位後，再監督污染方或引入第三方治理等，力求生態環境“復原”，維護好每個人的生態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