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長春的外省同鄉會

　　長春日報8月9日訊（孫彥平）：清末按照籍貫形成商幫 便於在移居地生存發展

　　中華民族是一個極其重視鄉誼的民族，延續至今的各地同鄉會就是這方面的體現。長春在歷史上是一個移民城市，當時的流民主要來自山東、直隸（今河北）、河南、山西和江浙等地。這些流民到長春後，除普遍在農村種地外，在城鎮中的山東人因體力強壯，大多投身於腳行、建築等行業，少數經營商業；山西人從事金融業較多，開票號、當鋪等；而直隸人多躋身於商業。因此，清末民初的長春商人主要分為樂亭、撫寧兩幫。樂亭幫來自直隸昌黎、灤縣一帶，以益發合、東發合等“發”字號的商家為首，撫寧幫則來自山東臨榆、撫寧一帶，以公升合、慶升源等“升”字號的商家為主。江浙人也以經商為主，但人數少，未成商幫，卻形成了著名的商號，如鼎豐真等。一般來説，在大的商幫之下還分有小的鄉係、族係。

　　商幫是自然形成的，其商號是凝聚點。商號一般是以出資者和經營者的籍貫為準，招收各層掌櫃的和學徒的，同籍貫的商號一般都是互相聯絡、互相幫襯的。商幫的形成，使孤立的個體移民置於老鄉的群體關懷之下，為其在移居地的生存、發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一般“闖關東”的流民每到一地都攀老鄉、論同鄉，就是這個緣由。各大小商幫之間都以本商幫利益為主，有時遇到外界挑戰，彼此非但不能合作，反而相互拆臺、爭鬥，以致整體商業利益受損，這也是商幫的弊端。

　　19世紀末，長春為了整合商幫，成立了城市公議會，在清末新政中公議會又轉變為商會。以後幾十年中，長春商會一直髮揮著巨大的作用。但是，根植于各地流民心中的老鄉觀念，和不以外界影響為轉移的商幫利益，即使在商會的統轄下也依然起著巨大的作用，有時商會的公正性會受到“值會者”商幫因素的影響而發生偏差。

　　山東人最先成立同鄉會 成為發展革命力量紐帶

　　光緒末年，清政府在立憲派的推動下，實行新政，預備立憲，首先對官制進行改革，來自關內文化發達各省的官員補充到長春官場上。同時，長春開埠，日俄兩國的中東和南滿兩鐵路在長春連接，其影響遠非其他的東北城市可比。其後，北洋陸軍第三鎮出關，其司令部和一半的兵力就駐在長春城南的歡喜嶺；吉林西路兵備道、管理全省鹽業的吉林官運總局等機構也相繼駐長，這些駐長人員中來自山東、直隸的官兵、官吏又成為長春人眼中的權貴，這一切都極大地激發起在長山東、直隸人的自尊心。加之受關內各地早已有之的同鄉會影響，旅長的山東人首先發起成立同鄉會。

　　宣統元年（1909年）末，旅長山東人組織成立山東同鄉會，至宣統二年（1910年）春已數次集會，制定章程，組織起政學軍商各界數百人，包括高子瞻、劉蘭亭、史敬齋、吳子玉、呂健秋、成廷芳等，選成廷芳為幹事長。

　　繼山東同鄉會之後，旅長直隸人、湖北人、江浙人等也于宣統年間相繼成立同鄉會。直隸同鄉會由王荔書、孫致和等人提議創辦，成立於宣統二年正月（1910年春）。創辦時調查，“長春商工兩界直隸人佔十分之七八，警政軍學四界亦佔十分之二三，總計人數不下三萬，財産不下四五千萬”。湖北同鄉會由周憲章、王植生等提議創辦。在長春的江蘇、浙江、江西三省人也組織了同鄉會，稱“三江同鄉會”。

　　值得一提的是，旅長山東同鄉會還帶有革命色彩，它的發起人之一就是著名的同盟會“關東三傑”之一陳幹。“關東三傑”其他兩位是商震和蔣大同，當時他們三人全在長春，商震在龍王廟小學教學，蔣大同辦報，陳幹則組織山東同鄉會，以同鄉為紐帶發展革命力量。陳幹當時在長春化名“雪葊”，山東同鄉都稱他為“義士”。陳幹致力於在軍警界發展會員，後來著名的軍閥吳佩孚（吳子玉），當時在駐長春南嶺的陸軍三鎮中任管帶（營官），也成為同鄉會的骨幹。當時駐遼寧新民的清軍第二十鎮中山東籍軍人甚多，陳幹便寄信聯絡，促使二十鎮軍官王金銘等在軍隊內外組織起新民山東同鄉會，成為關外最具實力的革命團體，並在後來的灤州兵諫中充當了先鋒。陳幹還結識了朝鮮民族義士安重根。宣統元年九月十三日（1909年10月26日），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之前，曾身懷炸彈作血書留影一幅，贈予陳幹。

　　鼠疫襲擊社會陷入動蕩 各同鄉會一度停止活動

　　同鄉會成立，首要的問題是建立會館。山東同鄉會成立後，得到多數在長山東商家的資助，甚至得到外地山東人的寄款支持，發展很快。其辦會場所經過短暫的租賃官舍和借用會員私宅後，于宣統二年（1910年）夏在東門外龍王廟旁買下一塊地，建起會所。直隸同鄉會也不甘落後，買下了長春城西門外大佛寺附近的一塊地皮，開建會館。

　　會館建築一般都模倣家鄉的建築樣式。山東同鄉會會館建成後的規模和外觀未見記載，但是《盛京時報》對擬建的會館有所描述，“該館內容係建築會議廳一所、宿舍數間，四週圍以花墻，並遍種樹木若干，略倣公園模樣”。

　　傳統的同鄉會館還必須有祭祀功能，一般都供奉家鄉普遍供奉的神明或家鄉的名人。在長春的各地同鄉會館內是否也是如此，未見記載。或許有但秘而不宣，或許此時社會已進步，免去了此項佈置。

　　按照傳統的同鄉會功能以及長春各同鄉會的章程，各同鄉會除了聯繫和團結在長同鄉以維護其整體權益外，還有在本地辦實業、興學校、助公益、舉慈善、援助家鄉和照顧過往老鄉及同鄉遺孤的義務。但是，就在上述各地同鄉會成立不久，長春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鼠疫襲擊，繼而又爆發了辛亥革命，清政府的統治被推翻，長春社會陷入了動蕩，各同鄉會的人員變化很大，基本都停止了活動。

　　道員孟憲彝執掌同鄉會 入會者最多超過三千人

　　1912年民國成立後，鋻於“近年來，直隸、山東兩省秋收甚欠，故該省人民扶老攜幼來東者日多一日，長郡之工商及小本營業、苦力等，均係直隸、山東之人為最多”，經在長直隸、山東人士劉毅臣、閻鏡海、王海濤、恩柱臣等人發起，于6月15日成立了直東旅居民會（後稱同鄉會）。該會公推原籍在直隸慶雲、駐長春的吉林西南路道員孟憲彝為會長，選出幹事劉毅臣、副幹事閻鏡海，直東兩省在長人員“無論何項營業皆可入會”，不到兩個月，入會者即達四百多人。

　　孟憲彝作為會長，有力地推動了直東同鄉會的發展，一是因為他本人並未將會長當作榮譽職務，而是身體力行地為同鄉會做事；二是取決於他身為高官的影響。

　　直東旅居民會不收會費，只接受會員及社會捐助，因此沒有固定經費來源。孟憲彝為此曾“補助吉帖兩萬吊，作為會中經費”。同鄉會最初將會所定在國民報社內，為臨時性的，孟憲彝任會長後，馬上安排“在道署南、草亭之西佔用房舍五間”作為會館，一年後另租定房舍才搬出。

　　1913年底，同鄉會“舊職員或因事他適，或業已回籍”，孟憲彝便下令重定章程和改組組織。他在改組前召開了一次談話會，“特委秘書官吳瑞階君代表與會，並有混成旅于執法官、城站兩商會之總協理等多名，商議改組事宜”。最後，“添舉副會長成廷芬、王獲人二君，及各科幹事多名，工商學報政各界之人員亦添舉四十余名，以期達完善之目的”。

　　成廷芬曾是山東同鄉會的幹事長，在成立山東同鄉會時出力最多，先是將自己的私宅借給同鄉會使用，後又主持修建山東會館，此次被孟憲彝定為副會長，實際上是將已經停止活動的山東同鄉會納入了直東同鄉會。王獲人是頭道溝滿鐵附屬地內商會（稱“日站商會”）的會長，在日站商會中最具影響力。

　　改選後的幹事都是在長春工商界很有影響力的人物，如祖憲庭、鄭希僑、李楚賢、馬益堂等，祖憲庭為幹事長。這樣的組織架構，使這個同鄉會可以協調包括商會和各類行會在內的所有同鄉資源。

　　同鄉會改組後，根據孟憲彝的指令，將會館遷至商埠一區北院的官産房屋內，並於1914年初親書“直東會館”匾額，挂在門上。該會還在孟憲彝的指令下，依法呈報縣署立案，成為合法的社團。

　　在那個時代，很多人認為有孟憲彝這樣一個大官當同鄉會的會長，自己就不會受到其他勢力的欺負，甚至包括長春府。於是，入會者日增。從當時報上的資料看，同鄉會創辦時會員為三四百人，1914年初該會報縣署立案時會員已達“千數百人”。至1914年秋孟憲彝升任吉省巡按使（省長）時，“一星期內入會者又有千余名之多，合舊有之會員，已有三千余名。”可見聲勢之浩大。當時不僅有眾多不在長春的直隸、山東人入會，1914年秋還在榆樹成立了分會。

　　成廷芬入會並作為直東同鄉會副會長後，東門外原山東會館自然也成為直東同鄉會的財産，孟憲彝便有重修之意。1914年奉調吉省巡按使之前，孟憲彝向成庭芳、祖憲廷、鄭希僑、李楚賢、馬益堂等佈置了修繕會館之事。

　　副會長、幹事長及新的幹事都是長春有實力的商人，孟憲彝走後，他們開始在會內收取會員會費、帶頭捐款，至1914年秋已籌到一大筆經費，開始招標修理會館，至1915年春修繕完畢，共“添修廂房六間、院墻五十丈”。

　　1915年春天，在會館基本修繕完畢後，孟憲彝回長參觀了新的會館樓房，並卸下會長職務。孟憲彝“將以前臨時事務所取消，並將匾額移至東門外本會事務所”，“印章、冊簿統歸副會長管理”。

　　1916年，柴維桐就任吉長道尹。因柴道尹也是山東同鄉，於是，直東旅居民會于6月25日開會，推舉柴維桐為會長，會員中的“機戶”還在會上“鳴謝”柴道尹代為請求免稅之義舉。柴維桐接受了推選，並“助洋百元”，在新修繕好的“該同鄉事務所之近地，租領得地皮一塊，建築壩崖，以防水災”。

　　除直東同鄉會外，1917年三江同鄉會再次成立。

　　援助家鄉救濟來長同鄉 安置被拐婦女傳為佳話

　　各同鄉會的活動大致相同，但因直隸、山東兩省在長人數最多，同鄉會規模最大，各項活動也最多。

　　回報桑梓、援助家鄉是同鄉會一項重要職能。宣統二年（1910年）山東發生萊海慘案，長春山東同鄉會連日開會，派員回家鄉調查，並應北京同鄉函邀派人同去都察院呈請查辦。1912年，直隸連雨成災，“天津以西南……數十縣盡成澤國，居民流離之慘狀莫可言喻”，直隸官紳向東北老鄉發來公電求助，“道憲孟秉初接信即協同直東旅居民會刷印公啟，散佈直東大小商戶，以期募款而救難民。”

　　救濟來長及過長的同鄉是同鄉會的另一項職能，而且有時是各地同鄉會接力來辦。1912年，由哈爾濱直東旅居分會送來“老幼廢殘之直東人十七名……祈送歸原籍”。長春直東同鄉會馬上給這十七名同鄉發路費、訂車票，轉送到下一站——奉天同鄉會。

　　關於安置同鄉孤兒遺女的事，那就更多了，一些事還堪稱佳話。1913年春天，公主嶺地方解救了四名被拐賣來的直東婦女（內有幼女兩名），函告長春直東同鄉會。同鄉會馬上派人將這四名婦女接到長春，留住在會館內。一年後，徵得本人同意，小孩託付給會中骨幹成員人家收養，成年婦女經同鄉會做媒，嫁給當地人家，而且結婚之時的嫁粧等都由同鄉會備辦。

　  助力長春實業教育公益 打造名校獲教育部嘉獎

　　在本地辦實業、辦學校、辦公益、辦慈善更是各地同鄉會的常規職能。在長春，每年冬天都有直東同鄉會和其他同鄉會的人舍粥，救濟那些無家可歸的流浪者。長春開埠後，直東同鄉會會員劉乃剛、解富之二人共同包租市場，推動了商埠地的發展。最突出的是直東同鄉會幹事長祖憲庭和會員王荊山，他倆看到長春還有許多貧苦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學，此時恰逢民國政府鼓勵私人辦學，他倆便分別創辦學校，招收這些孩子上學，不收學費。

　　祖憲庭的學校在城內東四道街，暫租官辦小學校校舍，于1915年3月26日開學，有學生50余名（全是男生），分甲乙兩班授課，初名“祖氏私立初等小學校”，祖憲庭任校長，辦學費用全由祖憲庭承擔。小學開學不久，因女童要求入學者增多，一個月後，祖憲庭又獨立出資附設女校，並從南京女校聘來女教師授課。10月份，遵照民國教育部的章程，祖憲庭所辦的男女兩校分別被長春教育機構定名為“祖氏私立國民小學校”和“祖氏私立女子國民小學校”。

　　王荊山開辦的私立學校稍晚于祖憲庭，為1915年夏天，是響應民國教育部的號召，借用直東會館之地將自傢俬塾擴充而成，定名為自強學校，人們稱其為“王氏自強學校”。

　　王氏自強學校的起點高於祖氏小學。王荊山同時開辦了初、高兩等小學的課程，還有當時少有的英語課程，聘請的老師也非常優秀。開學時有學生80名，後來越來越多，最多時達250余名。此外，王荊山還出資自建樓房，開辦中學和商務學校，終於在幾年之後把自己的學校辦成了長春的名校。

　　兩所私立學校的開辦，帶起了一批私立學校，有力地促進了長春教育事業的發展，報上盛讚兩人“素行公益”“熱心辦學”的報道連年不斷。1917年5月，兩人同時受到民國教育部嘉獎，王荊山獲二等稼祥章，祖憲庭獲三等稼祥章。 （作者為吉林省民俗學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