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鎮文學社的堅守（人民眼·紮根生活）

30年前油印的《滴翠》雜誌。記者 孔祥武攝

看到自己30年前在《滴翠》上的詩作，李煉既驚又喜。記者 孔祥武攝

　　小鎮+青年+文學社=？

　　在“人人以文學為榮”的上世紀80年代，廣袤鄉村興起無數文學社。成立個文學社，似乎泥土就散發著芬芳，理想閃爍起光芒，腳踩大地的農村青年仰望星空，心中念著詩與遠方。

　　骨感的現實撞擊著豐滿的理想，且不説那些“成立之日即死亡之時”的鄉村文學社，即便是左衝右突留下來，經過時光浪潮的淘洗，還能活得有個樣子的，寥若晨星。

　　在重慶市沙坪壩區青木關鎮上，有這晨星中的一顆——滴翠文學社。成立31年來，文學社歷經4任社長，會員200余人，其中1人獲范長江新聞獎，11人加入重慶市作協；創作發表、出版文學作品5000余件，其中長篇小説13部、中篇小説40余部，80余篇收入各種選本，有的登上《詩刊》《北京文學》《星星》《延河》等文學期刊。

　　基於此，青木關鎮被重慶市作協命名為“農民文學創作基地”。

　　這個距沙坪壩區政府33公里，轄2個社區5個村，戶籍人口僅2.7萬，加上流動人口也就6萬多人的西部小鎮，緣何能挺立這樣一個文學社？

　　作家是講故事的人，滴翠文學社的鄉土作家也不例外。往常，他們追隨著鄉土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的進程，大都在講別人的故事。陽春時節，我們邀請幾位當年的文學青年、如今的文學中老年，講述他們自己的堅守與困頓，講述他們用命運書寫的文學情緣和被文學書寫的人生命運。

　　星 火

　　“他的稿子要能變成鉛字，我拿手板心給他煎魚吃”

　　他不習慣“城裏的空氣”，儘管在市區有單位分的房子，但始終住在幾十公里外的青木關鎮上；他“大器晚成”，40歲時由鎮文化站長被破格調入重慶日報社，11年後摘取范長江新聞獎，為重慶新聞界第一人；他堅持當“田坎記者”，謝絕報社提拔他當領導，一心一意跑“三農”，先後當選黨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

　　他就是羅成友，今年64歲，個子不高，腰桿挺直，雙目炯炯，雖已兩鬢染霜，仍奔走區縣農村採訪，署名“本報記者羅成友”的報道仍常見諸重慶日報，堪稱重慶最高齡的一線記者。儘管他已退休，一般情況下不能再署“本報記者”，重慶日報還是給了他這份殊榮。

　　羅成友還有一個身份：滴翠文學社第一任社長。從300多公里外的雲陽縣採訪歸來的那個下午，他從上午的採訪者變成了採訪對象：

　　我是青木關鎮關口村人，“文革”期間上的初中，喜歡寫東西。有一次學校組織拉練，步行去紅岩村參觀，回來讓每個學生寫作文。結果語文老師在我的作文本上批：作文還是要自己寫，不能抄襲。那一刻，我既感到委屈，因為一字一句都是自己寫的，也感到驕傲，因為他的批評也可以“理解”為表揚。

　　由於家庭成分不好，我就沒上高中，初中畢業回家務農，在生産隊種喂豬的牛皮草。後來重慶罐頭廠要來青木關發展，需要蘑菇當原料，生産隊安排我去鎮上種蘑菇，當蘑菇技術員。

　　到了鎮上，有條件看到多種報刊。有空的時候我就寫點東西，兩年寫了40多篇。那時有的報刊不用會給你退稿，雖然一篇都沒發表，但退稿信接了一堆，搞得單位盡人皆知。這時，一個領導背後説：“他的稿子要能變成鉛字，我拿手板心給他煎魚吃。”

　　説實話，屢投不中，我也打算洗手不幹了，但別的同事轉告我的這句話，深深刺痛了我。我暗下決心，一定要寫出個名堂來。當我寫到60多篇的時候，終於有篇五六百字的影評變成了鉛字，發在區電影公司主辦的四開小報上。

　　後來，我在溫室成功培育出香菇，這在重慶是最早的，興奮得搬起香菇就往鎮上的照相館跑，抱著香菇拍了照，將照片和消息一起寄給重慶日報。三天后，重慶日報在第二版圖文並茂刊出，這是我的第一篇新聞稿，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1984年，青木關要成立文化站，由於我發表了幾篇文學作品，也有一些新聞報道，小有名氣，領導就讓我當文化站長。當時的青木關屬於巴縣管，巴縣師範學校、巴縣四中等坐落在這兒，公教人員多，文化氛圍濃。往前追溯，青木關也有文化底蘊，遠的不説，抗戰時期，重慶是陪都，國民政府教育部就在青木關辦公，中央國立音樂院在此辦學。

　　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熱很快波及我們這個小鎮。當時巴縣師範學校的語文教師郭永明、鳳凰小學的王新覺、青木關教辦的陳顯明、陶瓷廠工人李煉等人，都是文學的追求者。後來，郭永明、王新覺成為文學社的第二、第三任社長，陳顯明很高産，李煉則成了我在重慶日報報業集團的同事，這些都是後話了。

　　于我而言，1986年1月18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青木關地區42名文學愛好者，包括10多名青年農民，聚集在文化站那間破舊的屋子裏，無記名投票，通過了文學社章程，選出了理事。由於我既是一位文學愛好者，又是文化站長，難以推辭地被推舉為首任社長。

　　這個文學社的家可不好當：沒有一分錢的經費，沒有一塊刊登作品的陣地，更沒有專職的工作人員。於是，大家商定：經費，每位會員每年交兩元會費，一年有80多元來買紙張辦刊物。靠著一塊刻蠟紙的鋼板，一部文化站的油印機，文學社開張了，我們辦起了每月出一期的《滴翠報》，每季度出一期的《滴翠》文學雜誌。雜誌出了10年，報紙至今仍在出版，第四版是副刊。

　　給予這個文學“嬰兒”呵護的人太多太多，尤其讓人難以忘懷的是社會的關愛。為鼓勵文學社會員創作，青木關種花專業戶錢發科、餐飲個體戶周麗華、私營企業主茍正義，先後為文學社設立了“滴翠文學獎”和“滴翠新聞獎”。錢雖不多，總共幾百塊，但在清苦的日子裏，幾塊錢獎金也是莫大的激勵。

　　“有個問題我一直沒搞懂：錢發科文化程度不高，當時為什麼拿出錢來贊助文學社？”發此疑問的是青木關鎮黨委書記王泓維，這位70後幹部也是一位“文青”，初中時就寫過得滿分的作文——這篇作文的開頭是：“物質上，我知足常樂；精神上，我不知足常樂。”他轉戰過4個鄉鎮、街道，唯獨青木關有家文學社。

　　當記者將王泓維的問題轉達給74歲的錢發科時，這位青木關的首個萬元戶，已對當年贊助文學社的動因記不太詳細，只是説：他們宣傳好人好事不錯。

　　翻開羅成友的剪報，一篇發表在30年前《重慶工人報》上題為《小鎮上的文學獎》的文章，有王泓維要找的答案：

　　那是初冬的一個上午，也是在這間辦公室，老錢走進來，屁股還未落座就問道：“羅老師，聽説你們組織了一個滴翠文學社，是嗎？”

　　“是呀！”

　　“有哪些人參加呢？”

　　“都是我們這個小鎮上的工人、教師、幹部，還有農民，你也喜歡文學？”

　　“不，我文化低，與文學沒緣，我想了很久，想為你們設立一個文學獎，為繁榮文學創作出點力！”

　　眼前這位樸實、憨厚的農民，轉眼間就令我刮目相看了，我忙拉住他的手：“感謝你對我們這個小鎮文學社的支持……”

　　1991年，羅成友由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1993年，他被破格調入重慶日報做記者至今，一直從事“三農”報道，“我能取得後來的成績，跟在文學社時養成的習慣分不開，既要理性思考也要形象思維，這樣寫的新聞報道才有洞察力和可讀性。‘三農’新聞長在土地裏，我要為農民寫一輩子，直到跑不動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