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的父親、民國大律師楊蔭杭（資料圖）

讀書時期的楊絳（資料圖）

　　一個家族，財富的累積往往需要幾代人，才能鑄就一個大富翁。做學問也是如此，往往需要幾代人的接力，才會出現一位才華超世之人，楊絳便是這樣。

　　父親精通法學，還是一位詩人

　　楊家是無錫有名的書香門第。楊絳的父親楊蔭杭1895年考入北洋大學堂；1897年轉入南洋公學。他兩次出洋，先獲早稻田大學法學學士（1907年），又于1910年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碩士，1911年在北京政法學校任教。就在這年7月17日，楊絳在北京出生，父親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辛亥革命後，楊蔭杭先後任江蘇高等審判廳長、浙江高等審判廳長、京師高等審判廳長、京師高等檢察長等職務。1920年任上海《申報》副總編，兼營律師事務。

　　他在日本時受到孫中山、黃興等人的革命影響，加入了同盟會，後返回家鄉從事反清活動。留學期間，他對西方的民主法治有了比較系統的研究，也産生了用西方的民主法治來改良和挽救貧窮落後的中國的想法。

　　除了精通法學，楊蔭杭還是一位詩人，愛讀杜詩，于音韻學鑽研很深，把各時代的韻書一字字推敲。楊絳取笑説：“爸爸讀一個字兒、一個字兒的書。”

　　家庭的傳統文化熏陶，父親的開明教育

　　楊蔭杭對楊絳特別鍾愛，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個姐姐中個頭最矮，愛貓的父親笑説：“貓以矮腳短身者為良。”楊絳8歲回無錫、上海讀小學，12歲，進入蘇州振華女中，從小學習好，但也個性頑皮，上課時姓馬的老師講“白馬非馬”的典故，她調皮地回説：“不通不通，假如我説，‘馬先生，非人也’，行嗎？”鬧得同學一片哄笑。在父親的引導下，她開始迷戀書裏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來啃，讀書迅速成為她最大的愛好。一次父親問她：“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麼樣？”她説：“不好過。”“一星期不讓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説完父女會心對笑。

　　1920年，楊絳隨父母遷居上海，她和三姐跟隨大姐同在上海啟明女校讀書，寄宿在校。在上海期間，楊絳的母親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楊必。

　　楊蔭杭有個偏見，認為女孩子身體嬌弱，用功過度，會損害健康。他有一次對女兒説：“我教的女學生中，有的整天死讀書，實際上是個低能兒。”楊絳的學習成績並不突出，父親從來也不責備她。上高中時，她還弄不懂平仄聲，很著急，問父親怎麼辦？父親卻滿不在乎地説：“不必急，到時候就自然懂了。”

　　結果後來真的會分辨四聲了。有天晚上，父親在她的窗前問她某幾個字是第幾聲，有的楊絳答對了，父親很高興；對於沒有答對的，父親也不批評她。這種無為而治式的諄諄善誘，反而使得女兒的學習學得主動，學得積極。

　　書香門第蘊藉的文化涵養，以及父親所給的開明教育，不啻一股細細微風，使楊絳慢慢養成了讀書的習慣。更重要的是，深受傳統文化熏陶，楊絳對中國文化精神天然地有著深刻認同。這種認同，奠定了她一生為人為文的基礎，這也是進一步理解楊絳的一把鑰匙。

　　有理，要敢説不

　　楊絳的父親有時也很嚴肅。那年楊絳16歲，正在振華女中的高中部讀書。那時北伐戰爭已經勝利，學生運動很多，常要遊行、開群眾大會等。一次學生會要各校學生上街宣傳——就是拿一條板凳，站上去向街上的行人演講。楊絳也被推選去參加。但她卻擔心自己的個頭小，一著急就漲紅了臉。而且當時蘇州風氣閉塞，街上的輕薄男子又專愛欺負女孩子。她怕自己一站上板凳，就會被人看猴兒似地攏上來看，不會有什麼人正兒八經地聽演講。不過，女學生只要説“家裏不贊成”，就可以豁免。許多舊家庭裏的大小姐就這樣推掉了。她於是週末回家向父親求救，問能不能也説“家裏不贊成”。父親卻一口拒絕，説：“你不肯，就別去，不用借爸爸來擋。”楊絳説：“不行啊。少數得服從多數呀。”父親説：“該服從的就服從；你有理，也可以説。去不去在你。”並告訴她，自己從前做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時，有一次張勳不知打敗了哪個軍閥勝利入京，江蘇省的士紳聯名登報擁護歡迎。他的下屬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了歡迎者的名單，以為名字見了報，他即使不願意也只好罷了，但他堅持“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報上登了一條大字的“啟事”，聲明自己沒有歡迎。他對女兒説：“你知道林肯説的一句話嗎？Dare you say No！敢嗎？”

　　楊絳第二天到了學校，堅持説：“我不贊成，我不去！”為此還挨了老師狠狠的批評。雖然這並不是為了什麼偉大的目標，只是一個臉皮薄、愛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去出醜，但父親的做法在楊絳心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沒有遺産給子女，我只教育他們能夠自立”

　　任《申報》副總編時，楊蔭杭曾逐日在《申報》上發表“時評”和“社語”，篇幅很短，一般四五百字，在楊絳整理的《老圃遺文輯》中，收集了楊蔭杭1920年到1925年間，在《申報》發表的600多篇文章，都是短小精悍的評論，當時叫“時評”和“常評”。這些評論涉及的範圍極其廣泛，這一點，從它們的標題中就可以看出。比如僅僅在1920年，談論政局的有《今之時局》《湘事與和議》《張作霖與徐樹錚》《保定會議》《我之廢督觀》《南軍閥與北軍閥》等；談論財經的有《新銀行團與軍黨》《新銀行團與內政》《新銀行團與田賦》《新銀行團與鐵路》《政客與災民》《所得稅》等；談論移風易俗的有《娶妾之罪惡》《中國人嗜賭之特性》《禁煙之笑談》《家庭改良之第一步》《早婚與濫婚》等；普及社會常識的有《論宗教》《鄉曲主義與大一統主義》《內訌時代之常識》《釋法》等；談論歷史借古諷今的有《談史》《惡言考》《太平新義》《虜獲品》《今小學》等。這些雜文隨筆不僅字字珠璣、篇篇錦繡，而且那信手拈來的史料功夫和發微探賾的考證本領，實在令人嘆服。楊蔭杭晚年傾力於《詩騷體韻》一書，可惜書稿未能留下。

　　父親的剛正不阿、浩然正氣，對楊絳的性格養成影響很大。楊絳曾説：“在我的一生中，我也一直努力做一個不媚上、不欺下，謹守忠恕之道的正直誠懇的人。”讀大學第二年分科時，老師們都認為楊絳有條件學理科，她徵求父親的意見，父親説，最喜歡什麼，就學什麼。她不放心：“我喜歡文學，就學文學嗎？愛讀小説，就學小説？”父親説，喜歡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在父親的指點下，她終究不顧老師的惋惜和勸導，在文理之間選擇了自己喜愛的文科。學成後楊絳畢生從事創作和翻譯，這也離不開父親曾經的熏陶，因為父親對她説：“與其寫空洞無物的文章，不如翻譯些外國有價值的作品。”還説：“翻譯大有可為。”

　　楊蔭杭反對置買家産，不僅是圖省事，他還有一套原則：對本人來説，經營家産耗費精力，甚至把自己降為家産的奴隸；對子女來説，家産是個大害。他常説，某家少爺假如沒有家産，可以有所作為，可現成“吃家當”，使他不圖上進。所以楊蔭杭對楊絳等人明明白白地説過：“我沒有遺産給子女，我只教育他們能夠自立。”

　　楊蔭杭還教育他的子女要“有志氣”，樹立大志，楊絳在中學的時候，還聽她父親講到同鄉一位姓陸的朋友有兩個在交通大學讀書的兒子，“那兩個孩子倒是有志氣的，逃出去做了共産黨。”(據楊絳後來回憶，這兩人就是陸定一兄弟)楊蔭杭還主張自食其力，不能不勞而獲，這些都給孩子的心靈塑造産生很大的影響。

　　抗戰時期，錢鍾書和楊絳、楊父同住。錢鍾書自幼喜讀字典，楊父發現後大樂，對女兒説：“哼哼！阿季，還有個人也在讀一個字、一個字的書呢！”博學的錢鍾書常感到缺乏“相談手”，但與楊蔭杭在一起，翁婿之間談得十分投機。（張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