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重慶市先後出臺了一系列舉措，渝企降低負擔效果如何？

　　2017年5月，受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院和重慶市委改革辦委託，重慶工商大學作了一次重慶企業負擔的專項調研，校長孫芳城教授親自擔任項目負責人。在2018年召開的重慶市政協五屆一次會議上，身為重慶市政協委員的孫芳城提交了一份名為《三去一降一補還需發力》的議案。該議案從6個方面，為重慶企業進一步降負提出了6條有針對性的建議。

不少企業對文件熟悉度低

　　“我們每天站在講臺上給學生講如何經營管理一家企業，但企業到底面臨一個怎樣的外部環境，我們還是缺乏感同身受。這會導致我們的教義缺乏可操作性。”調研組成員、重慶工商大學數統學院李勇教授表示。

　　李勇説，在某區縣舉行的一次小微企業集體訪談中，某企業主抱怨説他幾次得知相關優惠政策，但真正著手申報時，才發現已經臨近申報的截止時間，根本沒有機會去完善手續。

　　通過進一步訪談，李勇發現，不少區縣尤其是鄉鎮的企業，沒有主動研究優惠政策的習慣或能力，他們往往通過基層工商所獲得優惠政策的信息。這些信息，往往需要從市工商局到區縣工商局再到基層工商所層層傳遞，企業獲知信息時，往往已經“水過三秋”。

　　此外李勇還發現，一些部門和區縣僅僅通過政府官方網站、官方媒體等渠道作簡單的政策發佈，缺乏詳細的宣傳解讀，導致企業知曉率低。他們的調研結果顯示，重慶中小微企業對國家和重慶市降成本相關文件熟悉程度僅30.7%和28%。

　　“優惠政策的信息傳播渠道不暢，讓不少中小微企業獲得感較低。”李勇説，相對於國有企業和大中型企業而言，小微企業對於財稅補助政策的公平性評價普遍較低。

部分措施缺乏剛性約束

　　歷時4個月，走訪了100余家企業和相關委辦局，孫芳城團隊的類似發現還有很多。例如，部分措施缺乏剛性約束，還存在打折扣、搞變通現象。

　　據介紹，現有降成本措施包括硬性要求和提倡鼓勵兩種類型，對強制類措施，有關部門都能夠較好地落實，但對一些提倡鼓勵類措施執行落實的力度還有待加強。比如，重慶市的“涉企30條”的第2條要求“金融機構對市場前景好、誠信經營，但暫時有困難的企業不斷貸、不抽貸，對破産重組企業提供必要資金支持”，但由於缺乏剛性約束，還存在銀行壓貸、抽貸、斷貸現象，導致部分企業資金週轉困難。

　　再如，部分改革措施力度不夠，實施效果不夠明顯。調研組成員、重慶工商大學黨政辦主任羅勇教授説，儘管減負措施總量做大了，但部分措施僅僅是對現有政策的微調微改、小修小補，實際成效差強人意。他舉例説，在工程建設領域，儘管通過審批流程再造，工程建設審批總時限由300個工作日壓縮至160個工作日左右，但部分企業仍然認為審批時限太長。

　　又如，部分優惠政策條文比較原則，缺乏操作性、針對性。羅勇舉例説，降低用地成本方面，缺乏工業用地長期租賃、先租後讓、租讓結合等多種用地方式的操作性指導細則。

深入調研才能弄清真實運行情況

　　2017年8月，重慶工商大學的這項調研課題順利結題。結合調研中發現的問題，孫芳城團隊提出了6條建議。2018年初的政協會上，孫芳城再一次在議案中提出這6條建議。

　　首先是優化調整既有的政策措施，提高降成本政策的有效性。從企業反映突出的管制多、收費多、審批難、辦事難等問題入手，組合運用現有降成本政策工具，切實將降成本的靶心對準實體經濟面臨的具體困難問題，精準施策、循序漸進、久久為功。特別是對工程建設領域審批時限長、企業融資成本高等具體問題，可結合2017年7月初國家發展改革委等4部門新出臺的25項降成本政策，進一步優化具體措施。

　　其次是加大放管服力度，營造更加良好的營商環境。在現有政策措施基礎上，加快審批流程再造，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讓信息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實現“部門協同”和“一網通辦”。

　　再次是加大宣傳力度，讓更多企業共享改革紅利。統籌做好文件政策宣傳工作，形成全社會理解、關心、支持政策落實的輿論氛圍。特別是在具體政策的解讀上，要以中小企業為重點，通過政府文件送達、政府會議宣講、座談調研、協會（商會）宣傳等形式送政策到企業。

　　此外，孫芳城還建議加強協調配合，形成齊抓共治的良好氛圍；強化督查考核力度，完善降本政策績效評估機制；激發企業主動性能動性，挖掘企業內生潛能。

　　“經濟學者的使命是觀察和研究經濟生活，從中發現一般性規律，再把規律上升為理論，並用理論指導經濟生活的實踐，讓社會生産的效率更高。這個迴環往復的過程，弄清經濟生活的真實運行情況是基礎和關鍵。如何才能弄清？非有深入實際的調研不可。”孫芳城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