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周恩來同志誕辰120週年。3月1日，中共中央舉行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周恩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當我們提起這個名字就感到很溫暖、很自豪。周恩來同志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的光輝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勳、展現的崇高風範，深深銘刻在中國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銘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與正義的人們心中。”而重慶歲月，是周恩來革命生涯中輝煌的歷史篇章。為此，本期思想版編發這一組文章，以表達我們的深切懷念和敬仰。

　　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全面抗戰爆發後，周恩來臨危受命，肩負中共中央的重托，從1938年底至1946年5月，戰鬥在國統區中心重慶，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代表黨中央處理有關國共合作和事關抗戰全局的重大問題，全面領導南方國統區和部分淪陷區黨的工作。在風雨如磐的鬥爭歲月中，周恩來堅定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始終高舉抗戰、民主旗幟，為維護民族大義殫精竭慮，為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而不懈奮鬥，為爭取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勳，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肩負中華民族獨立解放歷史使命，堅持國共合作直到抗戰最後勝利

　　全面抗戰爆發後，在中國共産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抗戰的局面。1938年10月武漢淪陷，中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日本侵華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對國民黨政府轉為實施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受其影響，國民黨內的投降、分裂、倒退傾向日益顯現，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公開投降日本；緊接著，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方針，並頒發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等文件，其抗戰政策逐步轉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由此使國共合作的抗戰局面隨時面臨著發生逆轉的危險。因此，為適應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到來的新形勢和現實鬥爭的需要，根據中國共産黨六屆六中全會決定，1939年1月以周恩來為書記，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為常委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周恩來作為中共駐國統區的總負責人，一直處於兩黨關係最前沿，是我黨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主要代表，長期具體負責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協商及解決兩黨關係問題，親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過程。他善於把原則堅定性和策略靈活性結合起來，運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鬥爭藝術，出色地完成了所擔負的使命。

　　為維護國共團結抗戰大局，周恩來堅定地貫徹黨中央“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與國民黨頑固派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1938年12月，周恩來剛到重慶，就面臨蔣介石以藉口民族抗戰為名企圖吞併共産黨的“一個大黨”問題，他旗幟鮮明地指出：“兩黨為反對共同敵人與實現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戰建國之合作為一事，所謂兩黨合併，則純為另一回事。前者為現代中國之必然，後者則為根本原則所不許。”從而保證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特別是當1941年初國民黨頑固派悍然製造皖南事變，國共合作抗戰局面瀕臨崩潰之時，周恩來處變不驚，沉著應對，堅信“黑暗只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奮筆疾書“為江南死國難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僅僅25字巧妙深刻地將皖南事變真相揭示于天下。在黨中央幾度電示“迅即回延”之際，他審時度勢，從民族大義出發，決心“堅守陣地，爭取時局好轉”，終獲黨中央同意。按照中央“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他帶領南方局廣泛團結各愛國民主力量，以強大的政治攻勢，配合抗日根據地軍民擊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迫使蔣介石做出“以後決無剿共之軍事”承諾。由此，消弭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巨大危機，挽救了瀕臨破裂的國共合作。在國共關係中，鬥爭是為了聯合抗日。周恩來在與國民黨頑固派做堅決鬥爭的同時又善於發現、擴大各種有利於團結抗日的因素，讓他們真切感受到中共從民族利益出發，排除黨派之爭，堅持抗戰團結的誠意。在反擊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鬥爭中，他指出，破壞抗戰的危險“主要的是反映在國民黨中的投降分子，與國民黨的抗戰領導及其群眾是有嚴重區別的，與廣大人民及抗戰軍隊是對立的”。面對國民黨軍隊在中條山戰役嚴重失利後要求中共方面配合作戰，周恩來根據中央指示，表示配合作戰打敵人。對蔣介石有利於抗日的言論，如《“九一八”十週年告全國國民書》中表示抗戰到底的態度，也給予肯定。同時，為改善兩黨關係，周恩來經常同國民黨進行談判，以協調對敵作戰行動和調整相互關係、解決矛盾衝突。對此，他曾感慨地説：“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為團結談判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