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宇：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慧化、專業化水準

　　原標題：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慧化、專業化水準 ——“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專家講習之十二

　　講習嘉賓

　　何建宇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副書記、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政府與政治、非營利組織與社會治理、社會扶貧、政治教育等

　　提要

　　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要著力提高幹部素質，把培養一批專家型的城市管理幹部作為重要任務，用科學態度、先進理念、專業知識去建設和管理城市。

　　——2014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

　　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慧化、專業化水準。

　　——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

　　完善社會協同機制是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關鍵所在

　　記者：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理念新要求，闡明瞭一系列帶有方向性、根本性的重大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相較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增加了“共治”的提法。新時代加強社會治理，為什麼要更加強調“共治”？提出“共治”，意味著我們的社會治理方式應該有怎樣的變化？

　　何建宇：增加“共治”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社會治理思想上又一次豐富和發展，對於新時代加強社會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回顧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治理思想的提出和發展，我們能更好地理解“共治”的含義和更加強調“共治”的原因。

　　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首次以“社會治理”取代“社會管理”的提法。“治”與“管”看似只是一字之差，卻是在思路上的一個飛躍。“管理”強調自上而下的控制，“治理”強調多方主體共同參與。社會治理不只是黨和政府唱獨角戲，更應該“以人民為中心”，強調人民的主體地位和主人翁精神。

　　但是，在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在運行落實時，這五個方面並不平衡。“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是我國社會治理的制度優勢，而各地如何在“法治保障”的前提下通過“社會協同”有序地擴大“公眾參與”卻顯得參差不齊，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挑戰在於：“社會協同”如何落實？哪些社會主體可以參與協同？不同社會主體如何展開協同？可以説，缺乏有效的社會協同，有序的公眾參與難以保證，法治保障也難以落實。因此，培育合格的社會協同主體、完善社會協同機制是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一個關鍵所在。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新世紀以來，行業協會、社區社會組織等各類社會組織數量快速增加，在促進經濟發展、管理社會事務、提供公共服務等方面發揮越來越積極的作用。而這些社會組織如果要在社會治理中發揮好社會協同的功能，還需要打破許多思想認識和體制機制上的障礙。黨的十九大報告在“共建共享”基礎上進一步強調“共治”，就是要在黨委領導和政府負責的前提下，包括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在內的不同社會主體，不只是社會治理中被動的建設參與者，也不只是社會治理成果的共同分享者，而是能夠積極參與決策和實施，參與規則制定和秩序維護，參與利益分配矛盾調節，成為“共同參與治理”的共治者。

　　“四化”新要求使提高社會治理水準更具有方向性

　　記者：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提高社會治理水準”，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黨的十九大則提出“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慧化、專業化水準”的新要求。對社會治理的“四化”該怎樣理解，如何更科學更系統地有效推進？身處互聯網時代，我們關注到大家對“智慧化”尤其關注，社會治理智慧化面臨的挑戰和應對的方向是什麼？

　　何建宇：十九大報告提出的社會治理“四化”新要求，使提高社會治理水準更具有方向性。“社會化”指的是社會治理不僅僅是政府的事情，政府應該改變過去對社會治理事務大包大攬的做法，將適合由企業和社會組織承擔的社會治理任務通過職能轉移、購買服務和招投標等方式交給企業和社會組織來承擔，從而一方面實現培育新的社會治理主體的目標，另一方面更有效地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法治化”對應的是社會治理體制中加強“法治保障”。相比之下，我國在社會領域的立法仍然很不完善，社會治理法治化任重道遠。在落實黨的領導、明確政府與社會的權責邊界、健全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機制等方面都需要以法治作為最基本的保障，做到社會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專業化”指的是要提升社會治理專業化水準，加強社會治理專業人才培養。從現有經驗來看，公共安全研究與教育領域和社會工作專業資格體系的建立極大地提升了我國在公共安全管理和社會工作服務中的專業化水準和管理效率。以各地的“三社聯動”的實踐為例，社會工作者的引入對於社區服務專業化水準的提升、社區專業人才的引進以及社區治理的創新都産生了積極的助推和催化作用。其他社會治理領域中也要積極借鑒這些經驗，進一步通過專業化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和提高社會治理水準。

　　最後，重點談談“智慧化”。智慧化指的是利用新興的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信息技術手段來提高對於流動性日益加大、複雜性不斷提高、風險逐漸增加的社會綜合治理能力。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一方面在數字鴻溝、信息安全、多元價值、輿論引導等方面對社會治理構成了新的挑戰，互聯網甚至根本性地改變了人們的社會參與行為和社會組織形態，從而改變了社會協同機制；然而另一方面，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技術也能有效地增強對於公共安全和社會治安管理的能力，提升政府響應性和公共服務針對性，為國家基礎信息認證能力建設提供支撐。在一個越來越智慧化社會的治理中，公共數據獲得與數據安全的法治保障具有十分關鍵的意義，我國在這方面的建設相對落後，因此在推進社會治理智慧化過程中加強這方面建設顯得尤為重要。

　　讓社會治理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曾深刻指出：“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濤洶湧也不行。要講究辯證法，處理好活力和秩序的關係。”當前，我國進入了社會矛盾多發期，各種人民內部矛盾和社會矛盾較多。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面對社會治理中的新挑戰、新要求、新期待，如何通過改革創新，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使全社會既能夠充滿活力，創造能量充分釋放，又能夠及時化解矛盾風險、達致和諧有序？

　　何建宇：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我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都發生根本性轉變，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關係都隨之不斷調整變化。最顯著的變化之一是就業結構的根本性轉變。改革開放以前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城鎮就業人口基本上分佈在公有部門，生活在單位體制之中，也即所謂“體制內”。而現在，我國城鎮就業人口中只有15%左右在公有部門就業。這一變化對社會治理最明顯的影響，就是原來的單位化社會治理體系的覆蓋面已經大大縮減。而在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中，社會管理網絡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當原來行之有效的單位化的社會治理體系僅能覆蓋少量城鎮就業人口的時候，一些基層的社會糾紛和社會矛盾如果不能及時解決或者處理不當，就容易導致社會矛盾的集聚和顯性化。

　　如何應對社會結構的轉變，建立有效的社會治理組織網絡體系，及時感知百姓訴求，及時化解基層矛盾？對此，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社會治理的“楓橋經驗”，並指示強調要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楓橋經驗”能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關鍵在於“為了群眾、相信群眾、發動群眾和依靠群眾”，實質就是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並且能夠因應時代變遷不斷進行組織體系和組織方式的創新。

　　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使全社會既能夠充滿活力，創造能量充分釋放，又能夠及時化解矛盾風險、和諧有序，應特別強調社會治理與城市基層黨建的有機融合。每一個支部、每一個黨員都是社會治理中的一個堡壘、一顆種子，是培育新社會組織和引領新社會組織的有生力量。武漢百步亭的經驗正是基於此，以社區黨委為組織統領，充分動員發揮社區志願者、社區企業家和社區工作人員的引領作用，形成生動的社區共治。（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付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