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上海、南京“雙城文學交流”建言青年作家 ——多些銳氣，讓文學介入社會生活

　　首屆滬寧“雙城文學交流工作坊”近日在復旦大學舉行，這個工作坊由南京批評家何平、上海批評家金理共同召集，以上海和南京的文學批評家為主體，邀請國內活躍的詩人、小説家和出版人進行對話交流。第一期研討會將話題聚焦于“青年寫作”，就當下青年寫作存在的問題展開探討。與會的學者、作家、出版人紛紛呼籲，青年創作要多些朝氣和銳氣，讓文學回應現實，真正地介入社會生活。

　　青年寫作，不該太“甜膩”

　　研討會上，詩人馬驥文抱怨説，現在的青年寫作，給人的感覺太“甜膩”了。

　　這種“甜膩”，在何平看來，來自於對已成慣例的文學趣味的迎合，對擁有文學資源分配話語權的大學、研究機構、刊物的審美標準的迎合。小説家黎幺補充説，青年作家應當不斷地突破自己，朝向新的原點出發，要適度反抗作家自身從青少年時代起通過讀與寫形成的文學趣味。

　　突破的意義何在？或者説，我們要提倡何種寫作？黎幺認為，突破、冒犯是為了使寫作更好地回歸它的本質，即通過寫作回應生命。文學評論家、《上海文化》雜誌社編輯張定浩對此非常認同。他舉了20世紀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例子：無論是運用傳統筆法的《都柏林人》還是充滿形式創新的《尤利西斯》，作者都能通過自己的寫作呈現出一個民族的精神群像。“反觀當下不少青年作家的作品，他們往往比較迷戀符號層面上的創造和想像，而對於自己生命的打開和他人生命的體察都不夠。作家們要扎紮實實地傾聽和描述他人的話語，傾聽和描述自己內心真實的聲音。”張定浩説。

　　文學制度，應保護作家的銳氣

　　不過，何平客觀地指出，之所以會形成當前這樣的創作風氣，作家的不爭固然是一個方面，文學制度的不合理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當下，大學、文學組織機構、批評家、刊物組成的當代文學制度，很不利於青年寫作者的創造，特別是幾個重要文學期刊發表的青年作家作品，普遍匱乏對既有文學慣例的超越，它們強調的‘文學傳統’已經漸漸發展為‘文學教條’。”何平説。

　　這種文學制度帶來的後果是，許多寫得“平庸而安全”的青年作家，在重要的文學刊物頻繁登場，而那些洋溢著銳氣和冒險精神的作家卻很難被文學刊物“收編”，這種“風向標”客觀上鼓勵了作家更多地創作“平庸而安全”的作品。

　　對此，出版人潑先生認為，“很多寫作者寫的時候已經站在出版社的立場考慮，怎麼寫讀者才更願意看，怎麼寫才能賣得好。這一方面説明寫作者的心態有問題，另一方面也表明，出版社的標準或者好惡客觀上代替了一部分文學標準，文學標準於是變得越來越狹窄和專業化。”

　　那麼，作為文學制度裏最活躍、最針鋒相對的力量，文學批評家們又能為具有朝氣的青年作家做些什麼？何平指出了批評家的使命：批評家們應當成為他們在文學審美領域的庇護人、發現者和聲援者，而不是作為僵化文學教條的守成者，使真正具有創造力的作家活躍于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描述中。

　　好的文學，要與世界緊密關聯

　　文學批評家項靜認為，青年寫作是否具有銳氣，直接關乎我們的文學能否具備和影視、新媒體、網絡寫作抗衡的實力：“所有這些都在尋求自己的空間和話語權，今天我們的寫作就是要寫出它們不能説出的東西。”

　　新媒體們“不能説出的東西”是什麼？作家王蘇辛認為，這種東西首先是精神層面的思索：“作家要勇敢地和一些精神問題對峙，而不只是總想著如何搭建想像的空間。某種意義上來説，作家要更多地對精神世界負責，在不斷回歸內心、審視自我和世界的過程中，一個作家才能汲取成長的源泉。”

　　從更高的意義上來説，文學更承擔著反映、影響社會的責任。“朝氣或者銳氣，並不是作家追求的目標，真正的目標是讓文學與世界發生一點聯繫，讓文學介入社會現場。”小説家陳志煒説，“就像法國作家羅伯·格裏耶所言，風格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風格背後對世界和人生的思考。”

　　呼喚文學為整個國家、民族以及精神主體的重建帶來希望，並不僅僅是作家的職責，也是批評家和所有文學從業人員的使命。對此，批評家項靜表達了清醒的反思：“作為職業的寫作和批評，究竟與週遭世界存在多少意義關聯，這應當是我們談論銳氣時首先要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