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幣為何不能成為一般貨幣
比特幣是區塊鏈的重要應用，核心是“去中心化”框架下的分佈式記賬，交易資訊按發生順序固化為一段無法篡改、可溯源的區塊，層層累加地將歷史數據凝固在鏈中，因此具備資訊完整共用、可溯源、不可篡改等特徵。正是由於比特幣顛覆了傳統的中心記賬，因此成為對衝基金、風險基金追逐的熱點，幣值從2010年5月至2018年1月出現爆髮式上漲，從每個0.021美元瘋狂上漲至每個兩萬美元。但在近期，比特幣接連上演“大跳水”，2018年11月14日幣值兌美元下跌了648.75美元，跌幅高達10.36%；11月20日比特幣跌破4100美元，跌逾16%；11月25日跌破4200、4100、4000、3900、3800、3700、3600、3500美元8道關口。在比特幣跌勢帶動下，加密貨幣集體下挫，瑞波幣、乙太幣等一週內跌幅超過25%，說明資本投資風向發生轉變。
比特幣究竟能否成為一般貨幣？只有回答了這個問題，才能洞悉比特幣的本質。眾所週知，一般貨幣的首要功能是價值度量，比特幣的幣值波動過於劇烈，不是一種有效的價值衡量媒介。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比特幣本身“去中心化”、分佈式記賬的核心架構，從根本上決定了其不能成為一般貨幣。原因主要有五個方面：
第一，不具有貨幣資本杠桿效用，制約社會擴大再生產。勞動創造價值，其實資本也在創造價值。資本具有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不具備的杠桿效用，通過未來預期收益的折現，撬動相關要素投入，使得擴大再生產成為可能。正是基於此，貨幣需要隨著生產的擴大、經濟的發展，不斷增加供給。比特幣顯然不具備資本金融的杠桿效用，因為其總量是恒定的2100萬個，且生產速度每4年減半，不能隨著經濟發展穩步增加，無法為實體經濟提供擴大再生產的貨幣支撐。
第二，不具備容錯機制，不利於資本的價值發現。真實世界的信用體系由交易主體締結的契約構成，由於資訊不充分、交易主體有限理性，初始契約並不完美，需要根據交易演進動態調整，該過程也是信用體系強化的過程。正是由於信用體系建立的基礎是資訊不充分和交易的有限理性，由此促成風險投資和價值投資的興起，支撐新技術、新經濟、新產業的價值發現。與此相反，比特幣將交易資訊固化為一段無法篡改、可溯源的區塊，意味著契約無法動態調整，喪失了試錯、容錯機制，資本的價值發現作用以及風險投資等價值挖掘機構均無法存立。
第三，幣值高度不穩定，弱化資本增值特性。依託貨幣資本預付制，資本伴隨社會生產、擴大再生產而動態迴圈，並不斷增值。換言之，只有資本增值，實體經濟的迴圈才能週而复始地運轉。若以比特幣作為支付媒介，社會生產的迴圈將不可持續，一方面是因為比特幣價格波動劇烈，無法衡量資本是否增值，最終導致生產無法進行；另一方面是因為比特幣存在支付延遲。比特幣網路平均每10分鐘產生一個區塊，每個區塊大概能存放600至700筆交易，在網路擁堵的情況下，一筆轉賬交易需排隊等待若干個區塊之後，才能被打包確認。幣值不穩定疊加支付延遲，導致交易各方均可能會出現完全隨機式的盈利和虧損，這在正常的商業邏輯中是不可接受的。
第四，基於拼算力的“偽去中心化”，不能重塑信用體系。比特幣賴以高增的理由，是其“去中心化”和分佈式記賬，提供基於共識演算法、資訊加密、智慧合約等技術的自信任機制，從而重塑信用體系。但比特幣的生產過程是通過大量計算尋求一個隨機數，為了增加“挖礦”成功率，礦機需通過不斷提高晶片性能、擴大設備規模、降低能耗比等方式提高算力。目前，全球比特幣算力最強的“礦機池”均由對沖和風投基金控制，前十大“礦機池”的算力佔比超過80%，這顯然有悖于“去中心化”的初衷。另外，由於算力集中度高，頭部“礦機”可能據此廣播虛假資訊、操控資訊傳播，進而造成信用扭曲，這也有悖于比特幣重塑信用體系的初衷。
第五，底層信用較為薄弱，易造成私人截斷“鑄幣稅”。目前所有國家的貨幣均為主權貨幣，背後的底層信用是政府稅收和黃金儲備。政府發行貨幣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獲取“鑄幣稅”，如美聯儲通過向全世界發行美元和美元等價物（如美債），獲得生產資料、產成品等資源，並通過貶值降低負債成本，向美元持有方徵收“鑄幣稅”。比特幣的底層信用並不是政府主權，而是富集在區塊中、不可篡改的交易帳單，誰能擁有更多的比特幣或其他加密貨幣，誰就能充當幣圈的“美聯儲”，並獲得相應的“鑄幣稅”。很顯然，目前扮演該角色的是控制頭部“礦機池”的對衝基金，現實結果是幣值從最高的兩萬美元，下跌至最近的不足4000美元，對衝基金已經向比特幣投資者徵收了一輪“鑄幣稅”。
綜合來看，在上述五方面問題當中，幣值不穩定、數量恒定這兩類問題，分別可以通過監管對衝基金和風投基金、放開總體數量管制來解決，但比特幣交易不可逆產生的容錯機制欠缺、演算法冗余產生的資源浪費、共識機制產生的底層信用薄弱等問題，內生於比特幣的底層技術架構，是無法解決的問題，而這才是決定比特幣無法成為一般貨幣的根本原因。
（本文作者劉向明為中國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兼工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高級經濟師；藏波為中國工商銀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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