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市紀委監委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原題：做好三道“數學題” 凝聚反腐新合力——通化市紀委監委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吉林日報9月3日訊（張碩 白晶 記者 何琳娣）：2018年1月8日，通化市監察委員會正式掛牌，成為吉林省首個組建成立的市級監察委員會。半年多來，通化市紀委市監委立足工作實際，紮實有序推進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在審查調查、強化監督等方面不斷凝聚反腐新合力，推動紀檢監察工作取得新成效。

　　加速全面融合，“1+1=1”

　　“調整內設機構、厘清工作職責，感覺更加順暢有序了。”2018年3月履新法規室主任的董麗艷説，像她這樣有著32年紀檢監察工作經驗的“老紀檢”，必須及時調整工作思路才能更好參與到改革中來。

　　組建法規室只是通化市紀委市監委調整內設機構的一個縮影。年初以來，市紀委監委強化統籌協調，在機構整合、人員融合上做好“排兵布陣”文章。

　　“改革後，19名轉隸人員除1人擔任市監察委員會委員外，7人被安排在執紀監督室、6人在審查調查室、3人在法規室、其餘2人分別在案管室和審理室，工作力量進一步向一線傾斜，‘攥指成拳’威力更大。”市紀委監委相關負責人説。

　　談及加強人員融合、提升隊伍素質的話題，市紀委監委組織部副部長趙學平説：“我們編輯了紀檢監察幹部應知應會300問印發給大家，並開展閉卷考試，學得怎麼樣，考場見分曉。” 。

　　為適應改革需要，通化市紀委市監委制定《通化市紀檢監察幹部監督工作暫行辦法（試行）》等5項制度，為紀檢監察幹部劃出行為規範“硬杠杠”。

　　“在人員調配、提升能力、規範行為中堅持轉隸幹部與紀檢幹部同向同行，‘兩股繩’才能擰成‘一股勁’。”趙學平説。

　　實現快查快結，“1+1＞2”

　　改革，要改出新活力，更要增強戰鬥力，催生“1+1＞2”的反腐能量裂變。

　　4月9日，某國有企業副總經理徐豐鋼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在對徐豐鋼採取留置措施後，審查工作進展順利，我們順藤摸瓜，相繼對案件相關人員付某某、崔某某立案審查調查。”調查組負責人林洋表示，快速突破得益於力量整合。

　　“作為監察機關12種調查措施之一，留置是突破案件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必需手段，實踐過程中，我們積極探索不採取留置措施直接移送的審查調查模式，進一步提高了案件辦理效率，節約了辦案成本。”案管室副主任呂紅説。

　　“在什麼情況下可以不採取留置措施？”呂紅介紹道，對於被調查人積極配合調查，主動交代問題、主動全額退贓，調查期間供述保持穩定、思想和精神狀態保持穩定的，列為“兩主動兩穩定”情形，不採取留置措施，快速查清違法犯罪事實，直接移送檢察機關，力求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的統一。

　　5月中旬就有這樣一起典型的未留置案。被調查人崔某某因符合“兩主動兩穩定”情形，通化市紀委市監委未對其採取留置措施，在短時間內查清其違法犯罪事實，快速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不採取留置措施，一方面，可以提高辦案效率、節約辦案資源；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原則，對被調查人來説也是一種教育挽救。”第三審查調查室李鋼表示，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在此案中得到充分體現。

　　從數據上看，通化市紀委市監委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的32起案件中，有20例未採取留置措施，直接向檢察機關移送起訴。慎用留置措施，實現快查快結，增強了治理效能。

　　擰緊監督“螺絲”，“1+3=100%”

　　“改革前，市紀委的監督範圍主要集中在市管幹部。現在，紀委監委同向發力，擴大了監督範圍，補足了監督短板。”通化市紀委常委、市監委委員金奎軍説，如果將以往的紀律監督比作“1”，現在整合監察監督、派駐監督、巡察監督，就是要構建“1+3=100%”的全覆蓋立體監督格局。

　　開展談話函詢、約談式監督、開展扶貧領域專項監督檢查……在通化，這些如今已成為市紀委市監委執紀監督室的日常業務。據黨風室副主任范明晶介紹，年初以來，組織開展監督檢查29次，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35起，處分35人，其中縣處級幹部5人，推動監督工作落地見效。

　　“目前，東昌區已完成區監委向鄉鎮（街道）派出監察機構設置工作，為依法對管轄範圍內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進行監督提供組織保障。”東昌區紀委副書記孟凡喆介紹道。

　　“以提級巡察為例，通化市委巡察組僅在通化縣4個縣直部門和柳河縣3個鄉鎮就發現問題線索31件，其中涉及市管幹部1人，科級及科級以下幹部28人。”市委巡察辦幹部王新君説，“窺一斑而知全豹，巡察震懾作用得到有力彰顯”。

　　“執紀監督在經常，監察監督在身邊，派駐監督在日常，巡察監督在專項，我們不是單打獨鬥，而是在協同合作中進行監督，切實發揮威懾力。”通化市紀委市監委相關負責人表示。

　　年初以來，通化市紀委市監委運用“四種形態”處理960人次。“四種形態”佔比分別為37.9%、50.2%、4.3%、7.6%，前兩種形態佔比近90%，監督執紀由“懲治極少數”向“管住大多數”逐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