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法定數字貨幣”

　　“法定數字貨幣”與“現鈔實體貨幣”的博弈

　　“法定數字貨幣”與“現鈔實體貨幣”既透明又隱匿。“現鈔實體貨幣”看似有形有態，實則是看不見的戰線，它們在體外循環時是流通中貨幣（M0），像是一股暗流。“法定數字貨幣”貌似無影無蹤，實則毫釐不差、一目了然，從中央銀行、銀行業金融機構到“法定數字貨幣”的使用者，毫無隱匿。“法定數字貨幣”較“現鈔實體貨幣”支付更快捷，可異地直接清算、可控制體外循環釀就的弊端。

　　通過對北京計程車行業50位司機調查得知：2015年,使用現鈔交付計程費用的是百分之百；2016年,使用現鈔和手機掃二維碼支付計程費用的各半，現鈔略佔強勢，50%以上；2017年以來使用手機掃二維碼支付計程費用的客戶超出使用現鈔支付計程費用的客戶，手機掃二維碼支付計程費用的數量明顯處於強勢，佔到50%以上。

　　在北京乘公交車一般是打卡付費，沒有公交卡的人上車後有語音提示可以投幣。乘地鐵現場購票，不管自動售票和人工售票均要使用現鈔。一些加油站歡迎使用現鈔，也可手機掃二維碼支付，但臺面上擺著的POS機只是為了IC卡充值，不作為刷銀行卡支付加油費之用。目的是為了避稅、避免手續費。偏好使用或只能使用現鈔現象使三位一體的“貨幣綜合支付體”難以形成。

　　百年老字號“六必居”經營風味醬菜生意，目前收付款形成“貨幣支付綜合體”，但是服務員提示：“如果刷銀行卡或手機微信支付就不能退貨了。”實際上還是歡迎用鈔票。也説明一旦進入貨幣信息網絡程式，更改麻煩，不如鈔票便捷，實體貨幣交易反倒勝出轉賬支付。可見，市場不僅決定貨幣，在文化、科技不斷進步的條件下，使得貨幣不僅産生增量，且在結構形態上出現必然的分化。

　　2016年末，全國農村地區個人銀行結算賬戶35.61億個，人均3.91個；當年凈增2.57億個，增長7.78%，增幅相比上年降低了13.2個百分點；信用卡與借記卡合計數量25.52億張，人均持有銀行卡2.8張；網上銀行開通數累計4.29億個，較上年凈增0.73億個，增幅20.5%。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到,隨著農村普惠金融發展步伐加快，信用工具科技含量攀升，使用現鈔的數量同步減少。但目前在北京,仍有使用現鈔的很大空間。許多郊區農民200元的手機已經使用十年，尚處在2G-3G的時代，智慧網絡無法實現。清華大學一教授尚被網絡詐騙千余萬，百姓看到了總是心有餘悸。若發生地震、山洪等災害，網絡沒了，不能刷銀行卡，也不能微信支付，怎麼辦？此刻，唯一得以借助的是“現鈔實體貨幣”。所以，若干年後，“現鈔實體貨幣”還可能存在。

　　“法定數字貨幣”與“現鈔實體貨幣”的博弈，還有行政干預因素，諸如國家部委機關有明確財務規定，報銷差旅費和醫藥費均不再支付現鈔，而是將現金打入工資卡。這樣一個行政舉措即可大量減少現鈔的使用數量。“法定數字貨幣”與“現鈔實體貨幣”博弈，實質上是虛實之間的較量，對落後的事物必然大浪淘沙，只不過存在時間與空間的過渡，“現鈔實體貨幣”將漸漸被取代，未來交易媒介屬於“法定數字貨幣”，也屬於“現鈔實體貨幣”。

　　“法定數字貨幣”與“數字科技”

　　筆者在《從貝幣到“數字貨幣”》一文中將法定數字貨幣置身於銀行業金融機構業務庫，提出實施中央銀行發行庫、銀行業金融機構業務庫與“貨幣自然人和法人錢袋”三位一體模式，即“一庫一人一密鑰”。中央銀行發行庫是“法定數字貨幣”之源；銀行業金融機構業務庫是“法定數字貨幣”中轉站；“自然人和法人錢袋”是“法定數字貨幣”的使用者。三位一體中的每個成員都清楚“法定數字貨幣”運行的狀態和數量，但是作為中央銀行和銀行業金融機構則無權動用。在每個“法定數字貨幣”錢袋中需要放多少錢，何時支出由錢袋主人決定。放在“法定數字貨幣”錢袋裏的現金與紙幣、硬幣一樣。但是它們優於“現鈔實體貨幣”，放入錢袋的“法定數字貨幣”享有利息收入，相同於銀行業金融機構活期儲蓄存款。同時在支付時,一般無需付管理手續費。在非現金支付系統體系下，上述是“法定數字貨幣”市場化與科學生成的基礎。

　　“法定數字貨幣”一般無需付管理費用，是指日常小額支出，一次性資金匯劃百萬元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20萬元人民幣；現鈔支取5萬元人民幣，即需嚴格遵守帶有法律效應的貨幣運行規則。譬如，“法定數字貨幣”錢袋單筆支出1萬元，在短暫數日內累計到10萬元,即應承擔對應的費用。應根據“法定數字貨幣”使用人所在地城市的平均收入與消費水準制訂對應收費標準。

　　“法定數字貨幣”看似是在包括支票、本票、匯票、銀行卡、手機移動支付、互聯網大數據平臺等貨幣支付工具家族中新增的一員，其實“法定數字貨幣”與它們截然不同。不同處就在於“法定數字貨幣”本身就是貨幣，其貌似虛擬抽象，實則百分之百等同現鈔，是隱身鈔票。自然人或法人使用“現鈔實體貨幣”成本基本由國家承擔。“法定數字貨幣”基於現鈔又高於現鈔，是由實體到抽象的貨幣，是否得以順暢發行和流通，關鍵在於使用成本能否優惠于大眾，只有倣照現鈔發行辦法其才有生命力。

　　“法定數字貨幣”高度智慧化，避免了日常攜帶現鈔的種種不便，同時優勢更在於其透明度。因此，強化透明度是創新“法定數字貨幣”的目標之一，也是維護貨幣制度的科學方略。“法定數字貨幣”與“現鈔實體貨幣”共同架構貨幣衍生形態。換言之“法定數字貨幣”就是抽象了的“現鈔實體貨幣”應遵循貨幣制度從法定的角度讓利於民。利用三票一卡和手機移動支付清算、結算都要支付相當數量的費用。如果利用“法定數字貨幣”進行支付，與利用其他任何貨幣承載工具無任何區別，那麼“法定數字貨幣”就缺少市場。從利益角度上觀察“法定數字貨幣”的構建和運用，與現鈔相同，這是“法定數字貨幣”與各類支付結算貨幣工具的本質區別。

　　時下，年輕人已經普遍採用手機移動支付形式，在各大使用手機移動支付形式進行支付結算很普遍了。手機移動支付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替代了相當數量現鈔貨幣和一定數量上的銀行卡支付行為，並且替代更多的是以銀行卡等支付工具為載體運行的巨量貨幣，遠遠大於所替代的“現鈔實體貨幣”數量。目前，手機移動支付形式運行貨幣的增量雖然沒有達到峰值，依然會由城市向農村，由年輕人群向中老年人群延伸，但激進的擴充期已過，開始進入普及性常態，替代程度亦是穩步提高。未來使用現鈔的人數、次數均會減少，但是單筆金額會加大，這也為大額“現鈔實體貨幣”的出臺創造了條件。日元流通過程中,呈現出大額貨幣支付使用紙幣，小額支付使用銀行卡的現象，這在本質上還是反映了市場需求，有什麼樣的市場就有什麼樣的貨幣。

　　發行基金+流通中貨幣（M0）+“法定數字貨幣”賬務

　　1948年中國人民銀行成立至上世紀80年代末期，貨幣發行、國庫、會計等業務經辦，均採用“一支筆+一把算盤+小計算器+電報+電話=一本賬”的手工核算方式。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此領域進行技術轉型，逐漸形成“一個根線+單台電腦=自動列印賬頁賬務”的子系統，其中尚不乏在一些環節時而出現手工輔助作賬。人民幣賬務處理基本遵循“大聯行”+“小聯行”與“現鈔實體貨幣”+“轉賬支付結算貨幣”兩類框架，聯行模式是上世紀50年代初期學習原蘇聯經驗形成的。“大聯行”業務與“轉賬支付結算貨幣”為一體，涉及銀行業金融機構和全社會商品市場交易。“小聯行”業務與“現鈔實體貨幣”為一體，自成系統，作為總賬、大出納，承載“現鈔實體貨幣”運營，涵蓋原封新券（紙幣+硬幣）印製生産入庫；發行基金（原封新券+回籠完整券）調撥、存儲、投放、回籠、凈投放、凈回籠；損傷券凈化（挑殘、分版）、回收、登出，從新票幣生成到其回收、登出，構成一個完整的實體貨幣物理壽命的週期。這是計劃經濟遺留的最後一塊空間，現金計劃、發行計劃、印製計劃、調撥計劃、登出計劃要預先做好。目前，市場上流通的第二套、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幣累加35種票面（含硬幣），然而賬務記載則需要嚴格區分為40多種分類，因為需要分新舊、辨真假，劃套、分版等等。

　　“數字科技”是現代銀行業金融機構發展的新工具，日新月異。全世界都在研究“法定數字貨幣”，未來，“現鈔實體貨幣”與“法定數字貨幣”兩類形態共存，其賬務設置必然與時俱進。發行基金+流通中貨幣（M0）+“法定數字貨幣”賬務，反映經濟、財政、貨幣政策實施的結果。若能使貨幣政策、統計、發行、會計、研究等部門形成一體連結結構，對於“現鈔實體貨幣”+“法定數字貨幣”生成的賬面結果加以解析、研究，即可使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使處於微觀層面的貨幣更好的為經濟發展服務。

　　“法定數字貨幣”預期

　　“法定數字貨幣”預期，可以分為“界定近期”“定格遠期”“年度預期”三個規劃範疇。這與“現鈔實體貨幣”存在“宏觀壽命週期律”“微觀壽命週期律”“技術壽命週期律”趨同。

　　“近期界定”在於“法定數字貨幣”的性質和科學技術品質。2016年初就有人預言，10年內完成“法定數字貨幣”課題。

　　“遠期定格”在於其衍生過程與“現鈔實體貨幣”的融合度和恒定性。關於“法定數字貨幣”與“現鈔實體貨幣”定位，並不否定“現鈔實體貨幣”存在的長期性。貨幣“實”與“虛”兩大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服務經濟生活的市場決定貨幣，經濟生活需要什麼樣的貨幣即會有對應的貨幣形態存在。

　　上世紀60年代,美國人提出取消現金；2016年還出現互聯網無現金周，但在現實中，1959年美國流通中貨幣（M0）280億美元，2014年底流通中貨幣（M0）達到4萬億美元，近70年，美國作為銀行卡發明國和銀行卡發行數量最多的國家，其“現鈔實體貨幣”凈增140多倍。預計2050年美國現鈔發行不會低於目前水準。歐元亦如此，在持續寬鬆貨幣政策下，“現鈔實體貨幣”增量亦會逐年攀升。

　　“年度預期”。預計年度貨幣發行量（M0），2017年將逾越10000億元。

　　依據①經濟決定貨幣、②貨幣決定貨幣、③市場決定貨幣、④文化決定貨幣、⑤科技決定貨幣觀點，①②③歸結發行原理，定奪貨幣宏觀總量；④⑤分離貨幣種類，決定貨幣結構。

　　經濟決定貨幣，2020年國內生産總值（GDP）將達到90萬億元，2016年底GDP總值在2015年67.67萬億元基礎上增加6.7%，約為5萬億元，預計2017年GDP6.5%增長目標可以順利實現，今後幾年GDP年均增加5萬億元左右；貨幣決定貨幣，2016廣義貨幣（M2）155.01萬億元，同比增長11.3%。2017至2020年，廣義貨幣（M2）增值趨同於2016年，這樣一個宏觀貨幣總量必然由“轉賬支付結算貨幣”和“現鈔實體貨幣”具體呈現，“現鈔實體貨幣”增量更為顯著；市場決定貨幣，2020年城鎮新增就業5000萬人以上，在人們衣兜裏的錢成倍增長條件下，貨幣必然流向市場。這是關鍵的“現鈔實體貨幣”增量因素。2017年凈投放貨幣量（M0）應為10000億元以上。

　　2017年至2020年，我國經濟穩健中高速度發展，“現鈔實體貨幣”投放量必然會與之同步，絕對量還會穩步攀升。但由於文化決定貨幣、科技決定貨幣，分離貨幣種類，左右貨幣結構，“轉賬支付結算貨幣”總量呈現絕對增量，更趨於佔據大頭地位，致使“現鈔實體貨幣”增量指數有所下降。所以，2017年，如若文化決定貨幣、科技決定貨幣因素態勢強勁，科技對經濟、金融、貨幣的貢獻率加大，在較大程度上會減少“現鈔實體貨幣”凈投放量，其全年凈投放貨幣（M0）亦可能呈現8000億元左右。

　　“年度預期”2017年凈投放貨幣量（M0）10000億元以上和8000億元左右的結論並非模棱兩可，而是充分認識“現鈔實體貨幣”與“轉賬支付結算貨幣”的博弈。經濟決定貨幣、貨幣決定貨幣、市場決定貨幣而出現10000億元貨幣（M0）凈投放；文化決定貨幣、科技決定貨幣而出現“轉賬支付結算貨幣”在較大程度上替代“現鈔實體貨幣”，2017年8000億元凈投放貨幣量（M0）預計亦成立。

　　結論：發展“法定數字貨幣”勢在必行。首先，在貨幣制度框架下研發，一種與人民幣紙幣、硬幣並存的新型貨幣形態是國家貨幣的有機組成部分。其次，注重“數字科技”的應用。在梳理“數字科技”、“貨幣數字”、“數字貨幣”前提下，編制“法定數字貨幣”軟體程式，構建硬體工程。進行未雨綢繆的貨幣技術革命。消除對“數字貨幣”的模糊認識，防範以“數字貨幣”為名的非法集資、資本交易現象。通過“法定數字貨幣”研發，以“現鈔實體貨幣”和“法定數字貨幣”兩種貨幣形態並舉的戰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使世界更多的人用人民幣交易、儲備。

　　中國的“法定數字貨幣”科研具備良好的氛圍和條件，可以引領世界，因為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在全球存在著一個大市場，前景廣闊。

　　（作者係國務院反假貨幣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原常務副主任 陳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