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以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人民生活為本，貨幣政策調控要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抓住完善金融服務、防範金融風險這個重點，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依託、依靠整個經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確定，改革的最終目標是通過金融結構的調整，金融産品和金融服務的創新，助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助力提升潛在增長率，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

　　供給側改革是與以前的需求端管理相對應的。過去我們強調需求管理，用得比較多的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目的是解決短期的經濟週期問題。供給側改革，更重要的是強調提高經濟增長效率和金融服務的總體效率。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辦的“2019金融街論壇年會”近日在京舉行。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等專家圍繞“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的主題分享了各自觀點。

　　孫國峰：

　　以優化結構為重點引導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孫國峰表示，金融的重要性體現在服務實體經濟上，實體經濟是基礎，是重中之重。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以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人民生活為本，貨幣政策調控要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抓住完善金融服務、防範金融風險這個重點，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

　　第一，貨幣政策要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經濟高品質發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要與國內生産總值名義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滿足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的需要。與往年相比，這個提法第一次將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名義GDP增速相掛鉤，為我們判斷穩健貨幣政策是否鬆緊適度提供了一個衡量標準。

　　穩健貨幣政策力度把握是否合適，主要看貨幣條件是否與保持經濟平穩增長，與物價穩定的要求相匹配。要保持宏觀杠桿率的總體平穩，結構優化，既避免貨幣政策失之於松，導致宏觀杠桿率過快上升，新增債務過度擴張；也避免貨幣政策失之於緊，導致貨幣政策信用收縮，全社會信用收縮，金融存量債務兌付壓力過大。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在相對較高的儲蓄水準和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下，住房貨幣化和金融深化，以及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等因素影響，我國M2增速往往高於名義GDP的增速。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品質發展，經濟增長更趨於輕，住房貨幣化、儲蓄結構、融資結構等結構性因素也在發生變化。

　　相對慢一點的貨幣增速，可以滿足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的需要。同時，貨幣政策也通過更多建立激勵相容機制，運用市場化手段調動銀行積極性，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意願、能力和效率。

　　在總量穩定的基礎上，更多地在優化結構上下功夫。具體來看，去年以來，人民銀行主要圍繞緩解銀行貨幣創造面臨的資本、流動性、利率三大約束開展了工作。總的來看，這些措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銀行作為貨幣創造中樞的作用得到發揮，政策傳導持續改善，促進了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的平穩增長避免了金融和實體經濟的競相收縮。

　　第二，在保持總量穩定的基礎上，人民銀行著力創新和運用結構性的貨幣政策工具，疏通政策傳導機制，加大金融對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和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

　　貨幣政策的總量功能和結構功能是分不開的。總量功能是結構功能的前提，管好總量，才能為優化結構提供一個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如果總量管不住，就會導致結構扭曲的固化。

　　調結構有利於提高宏觀資金使用效率、盤活資金的週轉運用，更好地發揮存量貨幣的作用，減少對新增貨幣的需求，有利於控制總量。同時，結構引導有了成效，信貸資源也能流向更有需求、更有活力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撬動金融資源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提升社會福祉，實現更好的總量調控效果。

　　近兩年我們出臺了比較多的結構性支持措施，通過設計激勵相容機制，有效引導金融機構行為，加大金融對實體經濟，尤其是民營和小微企業等國家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實踐證明，有中國特色的貨幣政策工具是行之有效的，金融機構對民營、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明顯提升，融資成本也有所回落，對衝了經濟下行的壓力，經受住了外部衝擊的考驗。

　　在貨幣政策發力的同時，我們注重發揮貨幣、財稅、監管等政策的合力，強化預期引導作用，加強與市場的溝通，及時回應市場關注焦點，提升央行信譽，這些也都是為了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

　　第三，最重要的一點，進一步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的辦法優化貨幣政策調控，完善金融服務，防範金融風險。面對各種不確定性的挑戰，最重要的還是要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金融方面最主要的著力點，就是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三個要點：一是從供給側入手，以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人民生活為本，大力改善金融供給能力，提升金融供給效率；二是從結構性入手，要以優化結構為重點，從制度上激勵金融機構加大對民營和小微企業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三是從改革入手，運用改革的辦法推動金融體系結構優化，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在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人民銀行已經開展了不少工作：一是以銀行永續債為突破口，補充資本；二是確立“三檔兩優”的存款準備金率政策框架；三是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完善匯率市場機制。發揮好利率和匯率作為資金要素的內外部價格的作用，處理好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穩定市場預期，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等水準上的基本穩定。

　　孫國峰強調，當前世界經濟形勢錯綜複雜，外部經濟環境有不確定性，從國內來看，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經濟運行總體平穩，韌性持續增強，新舊動能轉換加快實施，宏觀杠桿率保持穩定，金融風險趨於收斂，但也存在一些結構性、體制性的問題，經濟內生增長動力還有待進一步增強。

　　面對這些內外部挑戰，貨幣政策應對空間充足，貨幣政策工具箱豐富，人民銀行將繼續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根據經濟增長和價格形勢變化及時預調微調，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用好和創新有中國特色的貨幣政策工具箱，疏通政策傳導機制，強化落實支持實體經濟和“六穩”的要求，不斷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切實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推動穩健貨幣政策，增強微觀主體活力和發揮資本市場功能之間形成三角良性循環，促進國民經濟整體良性循環。

　　李揚：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依託實體經濟進行

　　李揚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次戰略性轉型。運用傳統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需求端的宏觀調控手段已經不能解決中國目前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存在於實體經濟層面，結構方面和資源配置的效率以及路徑方面。如果簡單地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解為增加供應、增加機構、增加貸款、增加産品很有可能誤入歧途。

　　“理解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要明確在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係中，實體經濟是第一性的，金融是第二性的。”李揚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在於生産要素層面，主要目的是提升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等生産要素的配置效率，著眼于科技創新及其産業化，著眼于體制機制改革，最終實現經濟發展和品質效益的共同提高。既然金融是第二性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依託、依靠整個經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確定，改革的最終目標是通過金融結構的調整，金融産品和金融服務的創新，助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助力提升潛在增長率，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

　　李揚認為，在確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次根本性戰略改變後，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應該放在五個方面。

　　第一，調整金融結構。金融結構必鬚根據實體經濟的需要進行調整，“實體經濟要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下一步，實體經濟要發揮穩投資的關鍵作用，推動國民經濟結構調整。為了實現實體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金融供給側改革需要在三個方面努力：

　　一是健全分工合理的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形成相互補充的金融機構體系；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二是資本市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受到重視，要建設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三是在産品和服務的種類方面，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積極開發個性化、差異化、定制化的金融産品；增加中小金融機構數量和業務比重；改進針對小微企業和“三農”的金融服務。

　　第二，要管理好金融風險。管理風險和穩增長之間存在著一個此消彼長的關係。要特別注意這樣三個表述：一是“實體經濟健康發展是防範化解風險的基礎。”什麼時候都不要忘了，防範化解其金融風險不是無本之木，不是無源之水，最根本的是要把實體經濟搞好；二是“要注重在穩增長的基礎上防風險。”在穩增長和防風險之間，穩增長在多數情況下是佔優的；三是“堅持在推動高品質發展中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高品質發展和防範化解風險之間，高品質發展是佔優的。

　　第三，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是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創造條件，應特別關注三方面進展：一是完成“三率”市場化，即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完善國債收益率曲線；二是破除金融的所有制偏好，遵循“競爭中性”原則，平等為各種所有制企業提供高效率的服務；三是加強金融的各項基礎設施建設。

　　第四，大力發展金融科技。特別強調兩點：一是，對於經濟和金融來説，科技任何時候都是主角。在實體經濟領域，科技的産業化是發展重點，在金融領域，金融科技也是未來發展的重點；二是，警惕金融科技被泛化的危險。發展金融科技關鍵要解決真問題，包括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提升整個金融業的信用基礎，為監管當局提供各种經濟活動的流轉軌跡，讓所有的金融業參與者能夠非常準確、及時地表達自己的偏好，降低金融服務成本。“金融科技在中國方興未艾，不要讓它走到前幾年的互聯網金融的老路上去。”

　　第五，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少不了對外開放。我們要根據國際經濟金融發展的形勢變化，根據國內發展的需要確定我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提高金融業的全球競爭力，注意防範風險，提高防控風險的能力，參加國際金融體系，特別是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改造。只有這樣，我國方能在日益全球化的金融體系下立於不敗之地。

　　總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新戰略，對於這個新戰略首先必須清晰地理解它，然後確定發展方向，中國金融業效率的提高指日可待。

　　黃益平：

　　金融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是提高金融的效率

　　黃益平表示，中國的金融改革從40年前的改革開放開始一直在進行。為什麼現在中央和地方突然都覺得要進一步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第一，金融效率在下降。近些年，各種文件中經常提到，金融不支持實體經濟，自己玩自己的，資金在金融領域內部空轉。為什麼要這麼做？需要分析具體原因。一個重要指標是分析邊際資本産出率，即每生産1個新的單位的GDP需要幾個新的單位的資本投入。研究顯示，在改革開放後的前30年，每支持1個新的單位GDP增長需要增加3.5個新的單位的資本投入，而如今每支持1個新的單位GDP增長則需要6.3個新的單位的資本投入。同樣的資本投入所獲得的産出變得越來越弱，從這個角度可以理解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為何在減弱。總之，金融的效率似乎是在下降。

　　第二，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2007年以後，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指數緩步上升，主要是因為一些情況發生了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體系非常穩定，沒有發生過系統性金融問題，主要依靠的是持續的經濟高增長和政府兜底。我們常説，在發展中解決問題。在過去很長時間，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高增長，一些低效率的東西，一些金融風險、壞賬和不良資産最終都被化解掉了。政府兜底保證了投資者不會因為金融問題出現恐慌，支持了金融穩定。“從現在來看，中國經濟從高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同時，政府兜底也在變得越來越難。”

　　其它問題還包括跨境資本流動、高杠桿負債等。最令人擔心的還是邊際資本産出率不斷上升，金融效率下降。不管繼續如何增加投資，也沒有新的經濟增長和産出。如果要求政府來承擔所有這些風險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麼政府要處置系統性金融風險，甚至釋放一些局部風險，求得總體的系統性穩定。

　　第三，多種金融需求沒有得到充分滿足，尤其是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突出。以前，老百姓主要把錢用於銀行儲蓄或者買房。現在老百姓對於資産性收入的金融服務需求變得越來越高，資本市場的表現並不是非常令人滿意。二是企業的融資問題。近幾年，黨中央、國務院多次出臺文件，支持小微企業，幫助他們緩解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也就是解決融資渠道不暢通，資金成本高的問題，這也説明金融似乎並沒有特別好地發揮支持實體經濟的功能。

　　黃益平認為，今天講的供給側改革是與以前需求端的管理相對應的。過去我們強調需求管理，用得比較多的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目的是解決短期的經濟週期問題。供給側改革，更重要的是強調提高經濟增長效率和金融服務的總體效率。

　　中國的金融體系有兩個特徵，一是銀行佔主導，二是政府的參與度較高。這種金融體系在相當長時期內，對推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髮揮了重要作用，支持了大企業、製造業企業快速發展。同時，對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融資需求支持有限。因為，傳統銀行都對風控有嚴格要求，要看歷史數據，即利潤損益表、資産負債表、現金流表，是否有固定資産做抵押和政府擔保。這個問題一直存在，但是今天更加突出，重要原因是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階段。

　　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的人均GDP是2600美元，處於全球的中低收入水準；2018年，中國的人均GDP已接近10000美元，達到中高收入國家水準。隨著收入水準上升，成本水準也在上升。過去我們有低成本優勢，今天這種優勢正在逐漸喪失，中國經濟要繼續增長，唯一的辦法就是隨著成本的提高，不斷通過創新來支持産業升級，保持經濟增長。中國的創新70%是由民營企業來完成的，如果再不能很好地為民營企業提供金融服務，必將影響經濟增長。

　　因此，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需要，構建現代化金融體系。至於金融如何滿足各個階層的合理需求，黃益平認為，關鍵在三方面推進改革。

　　第一，擴大資本市場，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在這個領域裏面，需要考慮適度調整準入門檻，讓更多的、多樣化的金融機構進來，為多樣化的企業提供服務；第二，強化市場機制的作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第三，改革監管框架，主要是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黃益平特別提出，在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可以充分發揮和利用金融科技的作用，解決獲客難和風控難的問題。（記者 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