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為普惠金融“立法”：通向好世界之路

　　中國傳統政治理想對好世界的描述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反觀今日世界，增長動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場反復動蕩、國際貿易和投資持續低迷，地緣政治因素錯綜複雜，難民危機、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地區熱點此起彼伏。一般人群尚且自危，弱勢群體愈加飄零。可見，好世界還不是一個已經獲得和正在享受著的世界，而是一種人們熱切希望棲息、希望擁有的世界。9月5日，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發佈公報，核準二十國集團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鼓勵各國在制定更廣泛的普惠金融計劃時考慮這些原則，特別是在數字普惠金融領域，並採取切實行動加快工作進度，讓金融服務惠及所有人”。

　　這是數字普惠金融首次列入G20重要議程，籍由公報發佈，這個全球最有“權勢”的集團首次為數字普惠金融“立章建制”，可謂是人類攜手前往好世界的起點。數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聯網技術和現代金融的加持，有望極大縮短弱勢群體與好世界的距離。

　　普惠金融的理念和實踐由來已久。中世紀的宗教團體向貧苦民眾發放無抵押低息貸款等做法就體現了普惠金融“惠”的一面，只是受地理、技術、政治等限制，這種萌芽形式的普惠金融覆蓋面相當有限，也未能持續發展壯大。1970年代，經濟學家尤努斯創辦的面向貧窮創業者提供“微額貸款”的孟加拉鄉村銀行是前信息化時代普惠金融的典範。尤努斯本人在2006年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此前一年，聯合國正式提出了建立普惠金融體系的概念，指出“金融體系應該具有包容性的特徵，應該以有效的方式使金融服務惠及每一個人、每一個群體，尤其是那些通過傳統金融體系難以獲得金融服務的弱勢群體”。

　　如果説中世紀的普惠金融是前現代的萌芽，那麼上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的前信息化時代普惠金融就是現代普惠金融的1.0版，而中國在G20杭州峰會上發揮領導力推動通過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則是現代普惠金融2.0版的建章立制。

　　兩個版本之間，普惠金融的效率出現了質的飛躍。孟加拉鄉村銀行服務農村近40年放貸約165億美元，惠及865萬人，已是萬家生佛；國內典型數字普惠金融機構如螞蟻金服5年時間超越尤努斯40年努力——服務400多萬家小微企業和個人創業者，累計投放貸款超過7000億元。2.0版效率有如此大的提升，一是因為網絡的普及降低了接入的成本；二是因為大數據的積累、挖掘和使用有效控制了風險，交易費用大為降低。例如，螞蟻金服服務數百萬家企業，大致能實現3分鐘申請，一秒鐘審批到賬，過程零人工干預。

　　中國並非現代金融的先行者或領導者，但在數字普惠金融領域，中國是當之無愧的領導者。中國成為數字普惠金融的“弄潮兒”，有其得天獨厚的條件。

　　首先，後發優勢讓中國得以輕裝上陣、直切行業發展最前沿。發達國家傳統金融基礎設施基本已經滿足了私人部門及個人融資需求，難以在數字普惠金融方面開展大規模基礎設施更新工作。中國則因為發展階段尚在初級，大量現有金融基礎設施無法滿足而處於抑制狀態的融資需求，為數字普惠金融“彎道超車”提供了契機。

　　其次，人口紅利與互聯網紅利的結合，助推數字普惠金融的勃發。中國的人口規模帶來全球經濟體最大的互聯網用戶規模，互聯網的普及將分佈全國的有效創業需求匯聚成超大規模的創新之網，足以支撐單位回報相對較低的普惠金融。

　　最後，十分關鍵的是，鼓勵和包容創新的政策環境為數字普惠金融在中國落地生根創造了良好的氛圍。2016年1月，國務院發佈《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對普惠金融政策引導和激勵機制進行了頂層設計。習近平提出“大膽闖、大膽試、自主改”的政策創新原則，很好地落實在了政府對數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支持和包容性監管之中，為後者闖出一片中國規則和中國經驗留足了空間。

　　此次發佈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的最新實踐。《高級原則》涉及從國家戰略高度推廣數字普惠金融，把握好創新和風險之間的關係，建立數字金融的法律和監管框架等8個方面，這些原則與中國的《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直接呼應。《高級原則》的出臺，意味著中國企業及監管機構在數字普惠金融領域的業務實踐和政策實踐共同凝聚的智慧結晶，經過G20平臺的轉化，已經成為人類減貧及普惠金融事業的有益工具。這不僅顯示了中國在相關領域話語權的提升，也體現為中國在知識與規則上對人類探索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重要貢獻。

　　“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現在，通向好世界的航道業已展開，所需要的，正是敢立濤頭的弄潮勇氣和平衡風險的把旗智慧。(馮維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