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慶，永恒的坐標

2019-09-10 14:09:44|來源：人民日報|責編：韓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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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慶，夏日的夜晚，微風溫柔涼爽，城市流光溢彩，車水馬龍。群樓比肩，從每扇窗透射出的燈光，親切而溫暖，閃閃爍爍的銀河宛若一條舞動的彩綢。離開三十五年，大慶，再難尋從前的樣子。那一望無際的荒原，荒原上鑲嵌的無數水泡子，標誌性的狗皮帽子，全都隱匿在時間的背後。如今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座現代化石油城，熠熠于昔日的荒原之上。過去與現在，熟悉與陌生，一幀幀畫面在腦海中疊印、交替、轉換。

　　我在高大的鐵人雕塑前久久佇立，凝視，思考。1955年，在祖國的西北角找到克拉瑪依時，舉國一片歡騰。同年，新中國一個新的工業部門——石油部宣告成立。1958年，大規模的石油會戰在玉門、克拉瑪依、大慶、川中展開。我的父親，正是背負著為祖國尋找大油氣田的使命，告別家鄉和親人，隨整建制轉業部隊開進克拉瑪依。發現克拉瑪依油田四年後，松嫩平原松基三井噴射出原油，那一聲大地深處的轟鳴，伴隨著映照日月的火光，大慶——這個非同凡響的石油巨子誕生了。

　　大慶油田誕生的時候，我還蟄伏在父母年輕的生命裏。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經浸泡在石油的氛圍之中。石油是我們這一代人無法改變的濃稠的、恒久的、閃閃發光的黑金底色，使後來的我們順理成章成為油二代，乃至油三代。外人很難理解我們對石油與生俱來的情感。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大慶人以讓“地球抖三抖”的氣魄，一刻也不放鬆油田生產；大慶出了鐵人王進喜，大慶出了“鐵人精神”；大慶是先進技術和先進經驗的發源地。以至於大慶兩個字很自然地和艱苦、力量、勇氣、奉獻、奮鬥、先進、經驗、精神聯絡起來，像一面鮮艷奪目的旗幟，高高飄揚。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工業學大慶如火如荼，年幼的我，還無法感受大慶油田帶來的物質和精神的分量。對大慶有限的認知多來自於父親。有時，來自於他帶著濃重山東日照口音讀一段戰友從大慶寄來的書信；有時是他隨口唱出《我為祖國獻石油》的歌。還有來自石油新村高高豎立的大喇叭及學校的宣傳。當父親用一面小紅旗貼在大慶的方位（每發現一個油田，父親都以這種方式，在我家墻上張貼的中國地圖上標明），我仰視偌大地圖的那個位置，想象著遙遠的、陌生的另一片廣闊土地和生活在那裏的人。

　　大慶，在我的人生當中從想象走向真實，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剛參加工作不久的我，有幸被選派到大慶學習。去大慶學習先進技術和經驗，是那個時代值得自豪和驕傲的事。作為石油子弟，我對大慶的嚮往更加強烈。臨行前，父親一臉嚴肅地跟我進行了一次長談。父親說，大慶很艱苦，要做好吃苦耐勞的準備，學習不能偷姦耍滑，要學習大慶人“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的精神，這也是對你今後為人處世的要求。帶著父親的囑託，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從克拉瑪依油田千里迢迢，輾轉復輾轉，經五天六夜，終於抵達嚮往已久的大慶油田。

　　大慶留在我腦海中的最初印像是荒涼和寒冷。薩爾圖火車站，只有幾間堂屋那麼大，光線昏暗。火車站直對著的是一條很寬的馬路，馬路兩邊，一排排被稱為“幹打壘”的房屋，簡陋粗糙。馬路盡頭是大慶油田指揮部所在地。灰墻紅瓦的平房是這片荒涼土地上唯一的亮色。三月的江南已是春暖花開，但此時的大慶依舊天寒地凍，人人穿著很厚的棉衣褲，戴著很厚的棉帽。薩爾圖電話站的土院墻內，鋪著碎石，沒有一棵草。門外有一水泡子，旁邊聳立著一座鋼鐵井架，雜草一直蔓延到水泡子周圍，十分醒目。

　　我喜歡傍晚一個人散步，在水泡子和井架之間流連，聽蛙唱蟲鳴，看日落月升。有一回雨後初霽，見一位女工蹲在地上，認真地拔除剛長出的嫩草。我從小生活在戈壁灘上，目力所及，寸草不生，綠色的小草在我心裏是無比珍貴的生命，我無法理解她的行為，忍不住問為什麼。“草長高了會有安全隱患。保持乾淨整潔是規章制度。”女工神情嚴肅地說完這番話，繼續低頭專心致志地拔草。月亮升上來了，一抹清輝映亮女工孤獨的背影，看來，“三老四嚴、四個一樣”並不是嘴裏說說而已。

　　兩年後，我再次來到大慶，這一次是考入第一期電大班，在大慶脫產三年學習。學校建在一片荒原之上，僅有六棟簡易磚房，用作老師和學生宿舍。教室是臨時用井隊的簡易木板房，冬天教室裏通兩根很粗的鐵管算是暖氣，夏天薄薄的房頂曬得發燙。夏天可以吃上新鮮蔬菜，但菜品單調，有時連續吃一個月的燒茄子。冬天往往是洋芋蘿蔔白菜“老三樣”輪番上陣。平常，五六十名同學守著一台二十四英寸黑白電視機上課，每星期學校派專車專人到哈爾濱去拷貝電大教學磁帶。

　　學校出門是一條公路，週末我們會坐車進城，有時是買生活必需品，有時是改善伙食，有時是去大慶圖書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大慶進入快速發展建設時期，國家的蓬勃發展需要更多的石油，大慶人精耕細作，恨不能擠出地下每一滴原油。於是出現這樣的景象：在已是城市的區域打井、採油。有一口井竟在薩爾圖區商店門前開鑽，轟鳴的鑽機絲毫不影響人們進出商店的情緒。採油樹、磕頭機更密集了，有的就在生活區的中間或邊上，人們對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環境習以為常。我猜想，只要能打出油，哪怕拆了自己的房，在自家鍋臺前打井，大慶人也無怨無悔。

　　那天，立在商店門前的鑽塔下，耳畔迴響著剛剛與父親通長途電話時他對我的囑咐。那是父親和我第一次隔著遙遠的距離講話，父親的聲音因電信號失真夾著雜音。“你長大了，一個人在外多保重。在大慶好好學，別想家，學成還回油田工作。”我抬頭仰望高高的鑽井平臺，仰望迎風站立的鑽井工，想到和鑽井工一樣不容易的父親母親，眼眶濕潤了。我想起克拉瑪依油田最初的開拓者和建設者，想象著那一代石油人為國奉獻的英姿。他們這一代人很少關心自我，每個人都心甘情願把韶華和心血交給鑽頭，在和地殼的摩擦中展現生命的價值。

　　去年，無意在一本舊書裏發現半張大慶公共汽車車票，拇指寬的薄紙條，票面五分錢。這張在書本中默默躺了三十多年的汽車票喚醒我所有記憶，似乎是在有意提醒我，不要忘記大慶，不要忘記曾經的艱苦歲月，前輩們的艱辛和不易、拼搏與堅持。

　　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大慶之於個人，之於石油，之於新中國，都是永恒的坐標。（記者/李佩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