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齊聚申城把脈城市人文遺産保護

　　原標題：人文遺産構成城市獨特性，但如何平衡保護與開發，各路專家學者看法不一，他們齊聚申城把脈城市人文遺産保護

　　石庫門沒有正常生活的居民，就是空架子

　　

　　上海步高裏石庫門老建築。

　　

　　蘇州河邊的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上海擁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和豐富的文化遺産，1986年12月被評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從外灘建築群、孫中山故居、國際飯店到石庫門里弄，近代歷史建築濃縮了上海這座城市的人文情懷。

　　前昨兩天，“跨學科背景下的城市人文遺産研究與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行，歷史、人文、建築等各領域的專家學者齊聚，共同把脈城市人文遺産保護。

　　城市人文遺産該怎樣“活化”

　　新天地具有兩重性，“它絕大部分建築推倒重來，沒有一塊磚是歷史原物，與城市歷史建築保護扯不上多少關係；但很大程度上卻因為新天地，石庫門建築的價值，才開始受到關注。

　　建築是一種記憶，人來人往的舊街區是活著的歷史智慧。不論是有形的文物、建築、文化遺址，還是無形的風俗、禮儀、節慶，城市人文遺産存在於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市民觸摸城市歷史的載體。

　　在上海，石庫門建築是最為珍貴的都市人文遺産之一。19世紀中葉，這種中西結合的聯排單元房子開始流行于上海、寧波等口岸，以街坊和總弄、支弄集合為特徵，佈局緊湊合理，成為最具典型性的近代上海城市肌理。不過，石庫門在當代上海城市的大規模更新中也面臨著很多問題。隨著人口密度增加，石庫門擠進了過多的住戶。電影《七十二家房客》，反映的便是這一階段的石庫門生活。與此同時，在城市建設中，老的石庫門建築也正成片成批地消失。

　　保護及再利用城市歷史建築，使之“活化”，是重要的文化課題。上海交通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劉傑認為，傳統石庫門建築的再利用，可以從文物保護的角度重塑價值。以中國共産黨“一大”會址紀念館為例，原址為兩棟磚木架構的雙層石庫門樓房，新中國成立後，會址按照紀念館原貌修復。“因這些建築遺産具有特定歷史意義，其文化遺産的價值將隨時間流逝而越來越寶貴。”

　　結合創意文化産業或用於商業用途，是文化遺産“活化”的常見手法。“上海舊街區的更新大體可分為新天地模式、田子坊模式、新福康裏模式與建業裏西弄模式。”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長鄒怡説，“比如新天地，採取原有居民遷出，絕大部分里弄舊宅拆除，存留的少量建築，基於現代商業需求和對舊上海風情的想像進行改造，建成高端商業區。”田子坊則將原有的上海石庫門和里弄文化簡單改造，引進創意産業，打造成繁華商業街區。不過，此種利用方式褒貶不一，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教授盧漢超形容，對石庫門建築而言，新天地具有兩重性，“絕大部分建築推倒重來，沒有一塊磚是歷史原物，與城市歷史建築保護扯不上多少關係；但很大程度上卻因為新天地，石庫門建築的重要性，包括它的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才開始受到關注。”

　　“在城市歷史建築的保護上，需要根據新的建築物計劃，以各種方法加以處理，展開具體實踐。”神奈川大學非文字資料研究中心主任、工學部建築學系教授內田青藏以橫濱歷史建築保存為例，指出有細部保存、外壁保存、部分保存、整體保存等多種方式。“老建築保護，該復原哪些、保存哪些，都需要好好考慮。關鍵是既有歷史性，又有橫濱個性，需要在保護建築物的基礎上，根據不同需求加以利用、開發。”

　　靜安區打造的4.3平方公里蘇河灣，保留了不少沿蘇州河分佈的金融倉庫。在歷史遺産保護上，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秀莉建議，應講好蘇河灣的歷史故事，“可以在保留下來的金融倉庫或重建的上海總商會中建一座蘇河灣的博物館；另外也可以配套相應的休閒、文化、藝術設施與産業，形成文化創意産業集聚區。”

　　“無形的人文遺産也值得研究與珍視。”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南京大學特聘教授范金民以清代前期蘇州城的店舖字號招牌研究為例，指出從清代蘇州工商店舖的空間佈局、名店名品、經營理念中，可以窺見蘇州工商業的發展軌跡。“《姑蘇繁華圖》上出現了可供辨認的店舖市招260余家，‘列肆招牌，燦若雲錦’的蘇州街市業已成為蘇州最重要的都市人文遺産。”剛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的鼓浪嶼，地處福建省南部，與廈門隔著600余米寬的鷺江海峽遙遙相望，素有“海上花園”之美譽。廈門大學教授戴一峰認為，除了秀麗的風光，鼓浪嶼之所以吸引人，也因為它獨特而又充滿魅力的歷史進程。“在步入近代前的數百年間，這座小島，經由閩南地區移民的世代辛勞開發，成為浸透著閩南人重商務實、冒險進取的文化內涵。”在戴一峰看來，鼓浪嶼歷史建築裏的移民身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為後人留下了許多值得深入探究的歷史啟示，是不可多得的人文遺産與歷史記憶。

　　“每個城市的歷史不同，人文遺産存在的方式不同，可能是文字、聲音，也可能是影像。”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熊月之説：“文化遺産的意義不會自動産生，一幢老建築、一個手錶，隨著史料的豐富和認識的累積，在不同時間段會有不同的理解。”人文遺産構成了城市的獨特性，解讀與保護城市文化遺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留存城市影像重現歷史場景

　　2015年開館的上海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在修復過程中，館方依照當時的照片對火事損壞的大樓外墻進行了復原，並保留了彈孔，成為當代中國紀念性場所中為數不多的“人造廢墟”。

　　一座城市的“遺跡”，並非只有手稿、刊印的書籍、傢具或是建築物，也包括各種不同類型的圖像，例如繪畫、雕像、版畫、攝影照片等。積極留存影像資料，是城市人文遺産保護的一種重要措施。

　　“圖像可以讓我們生動地想像過去。西方攝影技術傳入中國後，攝影和影像逐漸取代圖畫，大量個人及群體的影像資料的産生和流轉，不僅留下了歷史的瞬間或片段，而且也以影像方式呈現了時代的人文社會風貌。”廣東省中山市社會科學聯合界主席、教授胡波認為，對中國近代遺存下來的影像資料的搶救和保護，就是對城市人文遺産的搶救和保護。

　　城市影像檔案是表達城市歷史文化積澱的重要載體，在鏡頭的追蹤下，消逝的歷史場景得以重現。位於上海市靜安區光複路1號的四行倉庫，是淞滬會戰期間四行倉庫保衛戰的發生地。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上海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于2015年開館。在修復過程中，館方依照當時的照片對火事損壞的大樓外墻進行了復原，並保留了彈孔。“這座戰爭博物館重新修復了建築的兩種風貌，一是建築的風貌，二是戰爭留下的廢墟。”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助理教授潘律形容，“紀念館因此成為當代中國紀念性場所中為數不多的‘人造廢墟’。”而四行倉庫的“復原”得以實現，需歸功於影像記錄的功勞。

　　“豐富的紀實影像可以為歷史文本提供鮮活的‘影像注腳’，在近代上海，蘇州河區域是對外交通動脈之一，其發展變遷與上海城市發展同步。在這百年曆程中留下的影像資料是重要的人文遺産。”上海音像資料館綜合編研部主任汪珉舉例，“如愛迪生公司1898年拍攝的《上海街景》短片，記錄了蘇州河以南往來的手推車、黃包車、自行車、馬車、馬嘉理紀念碑與電燈柱，是有關外灘和蘇州河的最早影像。”收集、整理、保護與上海有關的歷史音像，對重塑上海近代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歷史音像所具備的不可再生性、確保真實性，以及記載歷史時刻信息較為豐富等特質，使它在保護城市人文遺産的過程中具備特殊價值。”上海音像資料館副館長沈小榆説。目前，上海音像資料館已累積了百萬小時的館藏資料，並按年代線索對相關音像資料做了整理歸檔，“在考證的基礎上，我們也通過電視專欄宣傳上海城市文化、定期定點拍攝上海地標性建築、搶救性拍攝上海非物質遺産傳承人口述，為城市留存更多影像資料。”

　　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宏元介紹，廣州音像資料館目前正在進行“紀錄影像檔案”的拍攝及整理工作。同時，通過開展“廣州記憶”系列活動，廣泛徵集散落在民間的影像檔案資料，“應通過影像紀錄城市景觀特色，體現城市歷史文化內涵，呈現城市發展脈絡，從而合成一部城市通史，留存一段城市記憶。”而在廣東省中山市，研究和搶救保護老照片、舊影像，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這些做法都為上海城市人文遺産的保護提供了參照。

　　保護是讓人文遺産延年益壽

　　石庫門建築如果沒有了弄口的煙紙店、街角的老虎灶、路邊的大餅攤，沒有了張師母、吳太太、朱家姆媽，沒有了穿巷走弄的小販，沒有了固定設攤的小皮匠等，就只是一個空架子。

　　同濟大學教授阮儀三曾有過這樣的評論：“一説到上海的石庫門，很多外地人就去看新天地，想看上海的歷史風情。有人説保護得好，但它把老房子全部拆光了重做，是歷史的上海嗎？上海的里弄改造是好事，但我反對拆光了重建……保護是讓它延年益壽，不是讓它返老還童。”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教授盧漢超説，“延年益壽”一詞用得很好，“里弄建築是個老人了，只有盡其可能保護她，減緩她的衰老過程，當然更不能把她任意推倒。因為任何民居建築如果脫離了實際生活，即使是最好的保護，也只是留個虛殼而已。”

　　“在城市人文遺産的保護過程中，‘千城一面’的現象值得警示。”鄒怡指出，不少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和利用模式高度雷同，不外乎景區商業開發和引入創意産業等套路，“暗含著保護動力的孱弱和價值認識的混沌。”實際上，舊街區需要傳承與保護的核心是居民生活和交往的歷史智慧，對建築和街區價值的理解應重視延續至今的居民生活樣態。鄒怡建議，城市人文遺産保護，不能以散點分佈的建築保護為起點，而應從記錄足跡的城市歷史出發。“已脫離現代生活，且數量稀少、無法再生的歷史遺跡，需作原樣保護。居民正常生活至今的舊街區，若在城市歷史中具有存留價值，則需要控制性保護街區及建築的基本形體，併為當地居民提供延續原有生活樣態的空間，因為那才是活著的城市人文脈絡。”

　　石庫門文化是一個特定時期的特定生活方式及其演變、引申而出的市民文化。在盧漢超看來，石庫門建築如果沒有了弄口的煙紙店、街角的老虎灶、路邊的大餅攤，沒有了張師母、吳太太、朱家姆媽，沒有了穿巷走弄的小販，沒有了固定設攤的小皮匠等，就只是一個空架子。在那裏正常生活的居民，才是石庫門文化的精髓。

　　在上海蘇河灣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顧宏偉看來，城市人文遺産的保護可以分類推進保護性開發。“以舊式里弄住宅為主的成片風貌保護區，承載了上海早期的居住形態，如慎余裏、吉慶裏、康樂裏等，在延續原有居住功能基礎上，可以補充完善商業和文化展示功能，保持舊建築的形態、風貌和神韻，同時賦予新的生命力。以名人故居為主的單體歷史保護建築，可以改建為名人美術館、民俗文化展覽館或服務式公寓等，並突出故居文化。”以工業舊廠房為主的歷史保護建築，如福新麵粉廠、中國銀行倉庫等，則可圍繞區域功能定位導入創意産業，打造藝術中心、文化休閒中心以及建設金融産業園區、企業總部大樓等。

　　胡波認為，對於反映城市特定時期歷史和文化的圖畫和影像，目前仍缺少行之有效的保護措施，大量散落民間的圖畫和影像作品，仍處於塵封的狀態和自然消亡的境地。在數碼和大數據極其盛行的時代，借助大數據和數碼、高清攝影技術，對城市人文遺産進行全息性的數字化、影像化處理，是未來城市人文遺産搶救和保護的必經之路。

　　此外，城市人文遺産的學術研究也是文化遺産保護的重要一環。“人文遺産的歷史文化價值毫無疑問對當代有用，但現在普遍存在過度消費的問題，我們使用它不能以損害本身為代價。”同濟大學常務副校長、教授伍江説：“文化遺産不能用玻璃罩子罩起來，但怎麼用，多大程度上去用，需要學術去研究，才能有的放矢。”熊月之則提到，城市人文遺産的研究需要多學科的加入，各種學説可以相互啟發、切磋共贏。目前的城市人文遺産的保護與研究，偏重於對看得見、摸得著的顯性部分研究，對看不見摸不著的隱性部分研究不足，特別是對於已經不存在的著名建築的人文遺産研究還不夠，比如滄州旅館，梁啟超、馬建忠、嚴復住所，都不存在了，但它們曾經存在過，其文化意義值得發掘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