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貢院：中國科舉考試終結地

1963年修建的河南貢院碑亭

河南貢院大門（攝于20世紀初）

河南貢院考棚（攝于1989年）

河南貢院執事樓（攝于1984年）

1732年“改建河南貢院記”碑拓片（局部）

1844年“重修河南貢院碑記”碑拓片（局部）

　　在河南大學明倫校區中軸線西側，有兩座古樸典雅的四角攢尖頂碑亭，亭中各矗立一通高大厚重的石碑。石碑稍顯斑駁，字跡依然清晰，它們被稱為“貢院碑”。兩座碑亭之所在，是清代河南貢院的舊址。

　　貢院是科舉時代士子應試的考場，開科取士的地方。兩通碑曾目睹了中國最後的科舉考試在此進行的盛況。

　　歲月更替，已逾百年。一代代師生朝夕于斯，弦誦遊息，教化之澤，深入人心。

　　◎清末最後一場會試

　　1900年，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慈禧、光緒逃至西安。第二年，事態平息，回鑾北京時，慈禧一行在開封稍駐。慈禧和光緒兩宮欽定，1902年8月的順天鄉試、河南鄉試合併在河南貢院舉行，1903年2月和1904年3月的全國會試也在河南貢院舉行。

　　消息一齣，開封古城頓成焦點。兩省鄉試，赴考的秀才數萬人；兩科會試，全國赴考的舉人數千人，和他們一起來的，有國家負責考務的官員，各路欽差大臣，還有應試者帶來的僕役、夥計，隨之而至的商賈、錢莊、書鋪、優伶、藝妓……

　　數萬外鄉人齊聚開封，從考前到考後，停留的時間長達數十日，舟船頻繁，車水馬龍，開封城中，人頭攢動。

　　原來的考棚遠遠不夠，光緒皇帝下令，重修河南貢院。一時間，開封大興土木。

　　修復後的上萬間考棚，一排排林立，每排二十間，十分壯觀。

　　考試分三場進行，每場三天，淩晨即點名。貢院的大門、二門、三門均安排搜檢差役，考生過此關後，始得進入號房，一人一間應試做題。考生從進入號房到第一場結束的三天內，不許外出，形似進入牢獄。第一場考完交卷，考生才能走出號房，猶如放風一般，然後進入第二考場。

　　馮友蘭在《三松堂全集》（第一卷）中，記錄了1923年他任中州大學（河南大學前身）哲學教授時，看到的考棚：“號捨得建築是一排一排的像長廊那樣的房子，每一排房子都有一個照著《千字文》‘天地玄黃……’的次序排列的代號，每一排房子都有許多隔斷墻，隔成許多像鴿子籠那樣的格子。在考試的時候，每一個應考的人佔一個格子。這樣的格子，如果在中間挖一個坑，那就是一個天然的廁所……就這樣一個地方，一個應考的人進去，要住兩三天，這是他睡覺的地方，是他做飯吃飯的地方，也是他做文章的地方。這樣折騰兩三天，身體不好的人，或者再有潛伏的疾病，很可能會發作，又得不到適當的治療，可能就會死亡。”

　　讀書人對科舉趨之若鶩，矢志不渝，因為“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聞”。他們哪怕是考中仕途最低階層的秀才，也可以光耀門庭，更不用説考中進士後那“一日看盡長安花”的無限風光。

　　1904年甲辰會試，考的仍是策論，共取進士273名。《清秘述聞三種》中記錄，這次會試的第一名是譚延闿，會試後的殿試，第一名狀元是劉春霖，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分別是朱汝珍和商衍鎏。

　　河南大學校史館館長王學春講述，末代狀元産生的各種傳聞，給這次科考抹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1904年是大旱之年，民眾急盼一場春雨。慈禧在審閱殿試策論時，看到“春霖”二字，頓時想到春風化雨、普降甘霖之意，劉的籍貫為直隸肅寧（今屬河北省），地處京畿，“肅寧”又象徵肅靜安寧的太平景象，這一切，對於烽煙四起、搖搖欲墜的清王朝而言，自然是吉祥之兆。慈禧大筆圈定，欽點劉春霖為狀元。劉春霖以會試第17名的身份狀元及第，名單發佈，轟動朝野。

　　◎河南貢院見證科舉歷史

　　唐人李肇在《唐國史補》中説：“開元二十四年（西元736年）……始置貢院。”朝廷在這裡選拔人才，貢獻給皇帝或是國家，因而被稱為貢院。

　　宋徽宗時，隸屬於禮部的貢院在開封設立，元世祖至元十六年（西元1279年），改為河南貢院。明末時，河南貢院規模壯觀，崇禎十五年（西元1642年）黃河水入城，開封淪沒，貢院毀於一旦。

　　清順治十六年（西元1659年），河南貢院在明代周王府舊址上重建，院內號舍5000多間，用於監控的明遠樓高約四丈，並在後山屏上建文昌閣一座。

　　河南大學校園內的碑刻，記載了河南貢院的一段變遷。一通是雍正十年（西元1732年）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田文鏡撰文的“改建河南貢院記”碑，另一通是道光二十四年（西元1844年）兵部侍郎鄂順安撰文的“重修河南貢院碑記”碑。兩通碑形制相同，高2.72米，寬1.14米，碑帽前後，刻有騰躍于巨浪之上的雙龍石雕，方形碑座的四個側面，刻有騰龍浮雕，碑文楷書字體，工整秀麗，堪稱書法佳作。

　　田文鏡寫道，周王府的舊址地勢低窪，加上許多人屢屢在此挖掘地下的器物，致使貢院東、西、北三面形成水塘（今龍亭湖）。於是他們在省城東北隅上方寺南（今河南大學外語樓一帶），購得197畝地，經上奏應允，修建號舍9000間，規模比以前有所擴大。

　　然而，隨著河南應試士子的增加，號舍還是不夠，只能臨時使用蘆葦架設的考棚，這引起很多考生的不滿。

　　其實，為適應科舉之需，河南對貢院還是有過重修增制的。河南布政使林則徐于道光十一年（西元1831年）書丹的“重修河南貢院記”碑，曾記載了當時重修貢院的景況：此次重修，歷時23個月，增擴了號捨得寬度和高度，號舍達到11866間，辦公用房99間，開鑿5眼水井，“已建不朽之規”。

　　時間到了道光二十一年（西元1841年）夏，黃河在祥符縣(現開封市祥符區)決口。開封城西北是水勢洶湧之地，河南貢院在開封城東北，地勢較高，人們於是拆掉貢院的數百萬磚石，轉運城西，拯救危難。

　　水退後，再次興建貢院。1844年的“重修河南貢院碑記”稱，重建後的貢院“鱗次櫛比，萬廈一新”，重建考場1萬多間，鑿井5口，花費白銀11萬兩。修建者感嘆，開封城內尊長愛幼，風俗醇厚，河南不愧是先賢們的桑梓之地，美雅之風代代相傳。

　　重修後的河南貢院，與當時北京的順天貢院、南京的江南貢院和廣州的廣東貢院，並稱為中國四大貢院。

　　光緒二十七年（西元1901年）7月25日，清政府在北京與英、美、俄、德、日等11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辛醜條約》的“附件八”明文規定，在被議定為（義和團）滋事的地方，停止文武考試五年，其中以直隸省、山西省及東三省所禁止的府州縣最多，順天貢院也在其列，河南省有南陽府和光州府兩地停考，開封則不受影響。

　　清政府採取了折中的方法——借棚調考，即借外地考場來舉行考試，如《清實錄》所言：“其條款所開停考各府州縣，從權借棚調考……”

　　學者張曉川在《關於癸、甲二科會試》中提到：各國所議，用停止科舉考試的辦法，懲罰受義和團運動影響而排洋的州縣，説明他們已經感覺到了科舉考試對於中國人的重要意義。而清王朝儘管在軍事、外交上屢屢失利，但在科舉考試的問題上卻毫不含糊：由京入汴，因陋就簡，仍按舊制，導演了暗度陳倉的一齣好戲。

　　◎科舉時代宣告結束

　　二十世紀開端那幾年，內憂外患的清政府，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危機。朝堂之上，一群頭懸長辮、身著長袍馬褂的有識之士，痛切地找尋中國落後的原因，他們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是科舉制度帶來的禍害。

　　1903年3月，兩廣總督張之洞等人聯名上奏，奏章中説：“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興，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才，中國永遠不能進入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于各國。”

　　1905年9月，袁世凱、張之洞等封疆大吏再次上奏，請求速廢科舉。奏章中説，如果立即廢止科舉，興辦學校，培養的人才也得等十幾年以後才出來，如果十年後停止科舉，那麼從新式學校裏培育出人才還得等二十幾年。但是，中國等不了那麼久了——“強鄰環伺，豈能我待”！

　　在興學育才、強國禦辱的時代氛圍中，科舉制度被一路追繳，波瀾不驚地走到了終點。1905年，清政府下諭，廢除科舉制。

　　開封的河南貢院，也成為這一考試的終結地而被載入史冊。

　　科舉制度，在中國整整實行了1300年之久，曾經選拔出十萬以上的進士、百萬以上的舉人，如果他們站在一起，會是黑壓壓的一片，望不到邊際。學者余秋雨在《中國文脈》中點評：“通過文化考試在全國男子中選拔各級管理者，使中華文明越過無數次滅亡的危機而浩蕩延續。正是這種延續，使我們有可能汲取千年前的偉大精神力量，知道什麼是永恒的高貴，什麼是不朽的美典。然而，也是由於它，中華文明一直保持著宏大存在，卻又未能走向強健。”

　　美國學者羅茲曼在《中國的現代化》中評論：“科舉制廢止的1905年，是新舊中國的分水嶺，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它是一個比1911年革命（辛亥革命）更為重要的轉捩點……科舉制曾經是聯繫中國傳統的社會動力和政治動力的紐帶，是維繫儒家學説在國家的正統地位的有效手段……考試製度的改革，是中國的一個突變點，在實際意義和轉折標誌上，都大致類同於集中體現了轉變時代開始的俄國1861年廢除農奴制，以及日本1868年明治《復古詔書》頒布後不久的廢藩革新。”他認為：“以儒家經典為依據的科舉制度的被廢除，使得以外來知識解決社會問題的探索重新得到了重視，造成了留學熱潮，對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有重要的促成作用。”

　　1912年，以林伯襄先生為代表的一批河南仁人先賢，在清代貢院的舊址上，創辦了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河南大學前身），成為當時中國的三大留學培訓基地，與當時的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和南洋公學（西安交通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呈三足鼎立的局面。

　　預備學校開班時，有的學生會跑到貢院的考棚裏學習，考棚的墻壁上仍留有士子們的筆跡：“墻外蟋蟀叫，夾道螢火明”“未登青雲路，先進枉死城”。預校學生在前清的貢院學習“聲光化電”（清末民初時指自歐美傳來的自然科學和技術），朗聲誦讀外語，恰是當年社會新舊雜陳的縮影。

　　1904年甲辰會試中的勝出者，在時代的風雲際會中，轉折出各自不同的命運：會元譚延闿，曾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狀元劉春霖，曾在總統府任秘書，後來賣字為生；榜眼朱汝珍不知所蹤；探花商衍鎏曾任國民政府財政部秘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過中國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有人説，他們“已忘其為故國詞臣”，是清政府科舉取士的失敗，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是科舉取士的成功。

　　一個個鮮活的故事，一個個懷揣夢想的考生。在河南貢院這塊不同尋常的地方，留下了士子們匆忙趕考的腳步，也留下了一個圖強變法的時代足跡。

　　繪圖/王偉賓本版照片由河南大學檔案館提供□本報記者趙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