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改革開放40年展覽舉辦 讓“90後”讀懂上海這40年

　　原標題：讓“90後”讀懂上海這40年

　

　　生活在互聯網時代的“90後”，對城市的40年變化了解多少？

　　今年，華東師範大學的師生們策劃了一系列普通人視角的上海改革開放40年展覽。

　　深度參與後，有學生驚嘆于糧票的存在與消失；有學生忽然意識到，原來習以為常的肯德基、星巴克，是這些年才出現的；有學生説，原來這座城市今天的繁榮，也是經過老一輩的艱苦拼搏；有學生感動於書信的儀式感，認為媒介的便捷，反而讓人與人的情感交流缺乏分量和珍重……

　　普通市民生活的點滴細節，也是了解上海城市40年發展的一個維度。對今天的年輕人，這種了解，可能更有情感共鳴，也更能讓他們重新思考當下和未來。

　　前20年的生活是如此陌生而我們竟然完全不了解

　　出生於1998年的彭鈺雯，如今是社會學專業的學生。她參與了這次展覽“親歷”單元的訪談。本以為只是又一個學校實踐、課程作業，但沒想到收穫遠遠超出預期。

　　1978年至2018年，改革開放40載。上海，是其中的龍頭城市之一。如果説上海的40年是一部連續劇，那麼每位市民都是這部現實主義劇目裏的主人公。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民俗學研究所教授李明潔主導策劃了這次展覽，她想要做的是讓年輕的學生們，從普通市民的角度，了解這座城市40年走過的歷史。

　　為此，《1978-2018：上海市民的生活記憶》展覽被分為3個單元：“親歷”單元，精挑細選了在上海生活工作的十幾位普通人，遍佈各個年齡層、各种經歷，口述回憶他們親歷的上海故事；“親見”單元，通過攝影家鏡頭中的街頭巷尾，記錄日常生活所折射的社會轉型；“親筆”單元，通過40年間百姓的真實信件，展示市民心靈生活史中的代表性切片。

　　而彭鈺雯負責訪談的，是20路公交車司機王德寶。最初準備問題提綱時，彭鈺雯把一切想得很美好：王德寶今年約60歲，在公交公司上了40年班，恰好印證上海改革開放的40年，可以讓他講講沿路40年來的所見所聞、上海城市的空間變化、乘車行為變化。

　　未料，真的與他見面、寒暄幾句後，同學們傻眼了。王德寶告訴她們：20路公交車他只開了10年，後面30年都坐在辦公室裏。於是，準備的大部分問題一概用不上。

　　但最終的訪談效果，卻超出預期。他説出了更多更有價值的“親歷”。他告訴這批年輕人，過去，20路公交車代表上海的城市形象，想當20路公交車司機，還需要經過選拔，必須家裏條件不錯、形象不錯才行。以前，説起自己20路公交車司機的身份，在社會上是很有臉面的事情。

　　後30年坐在辦公室的經歷，讓他能夠娓娓道來公交體制改革的來龍去脈，包括人員結構調整、大車型改小車型、公交卡等智慧設備出現帶來的管理挑戰等等。

　　公交體制的變化，也是市場經濟帶來的變化。但是比起書本裏宏觀描述的市場經濟改革，一位老公交車司機的娓娓道來，帶給年輕人的震撼是不同的，充滿豐富的細節和真切的感染力。

　　“聽完後，忽然發現我和他幾乎活在兩個世界。”彭鈺雯感嘆，“40年中，我們作為後20年的人，難以想像原來前20年的生活是如此陌生，而我們竟然完全不了解。僅僅開公交車這件事，也會有那麼多有深意的故事。”

　　一個意外收穫是，在她原本的生活中，自己從來沒有關注過城市公交車司機、售票員這個群體。天天坐公交，與他們打交道，但是在年輕人的眼中，這群人仿佛是看不見的。

　　“外界説‘90後’比較自我。做了訪談後我發現某種程度上説，我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裏，總覺得做自己就好，沒有關注更多的群體、更多的他者。”彭鈺雯説。

　　寫信特別有儀式感每一張郵票都想收藏

　　“那時候的人沒那麼矯情。”説這句話的是生於1993年的杜勇凝，她負責這次展覽的平面設計，閱讀了大量材料。

　　她印象深刻的是“親筆”單元的一封家書，信裏提到了收音機、被子多少錢，怎麼買等等。親人之間在書信裏討論的都是生活瑣事，目的性很強。原來那時候家人之間交流，就是很簡單質樸的內容。

　　“親筆”單元，主要由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提供書信。中心蒐集了上世紀50年代至今海量的民間文獻，包括個人日記、工作筆記和私人書信。而這次展出，從約35萬封書信中，挑選與改革開放政策相關的14封進行展示。信件的寄件人或收件人都是上海的普通市民。

　　學生們負責把信件轉錄成電子文檔。“90後”李閃閃説，有一封書信，她一邊打字一邊不斷地吐槽。那是一個女孩子寫給心上人的信，用深切而熱烈的語句表達思念之情。幾乎每兩三行一個括弧，括弧裏一律寫著“想你”“吻你”。

　　李閃閃沒想到那個年代的情侶如此黏人，情感表達如此直白。而當信件到了2010年，同樣是女孩子的信，變得冷靜理性、平鋪直敘。

　　“我們這一代人，大概已經沒有上一輩年輕時的那種激情。”李閃閃説。她最喜歡的就是信封上的郵票，幾乎每一張都想撕下來收藏。摸著信紙，仿佛就能感受到情感表達的分量。原來，寫信是一件特別有儀式感的事情。白紙黑字留下來的東西，總是那麼走心。

　　“從來沒有人給我寫信。明信片、賀卡也不寫。就算現在逢年過節，和父母也只是發個微信，缺乏儀式感。”李閃閃説，她今年的願望，就是可以手寫一封信，過節時寄給父母。

　　展覽上，一些年輕觀眾提到幾個印象深刻的細節。比如一位女士寫給丈夫的信，抱怨丈夫在外地工作回不來，又表達自己很想念。同時説起在家裏管家，需要丈夫採購用品。書信的背後，是集體主義年代裏，一對夫妻如何精打細算過日子。

　　又比如恢復高考的信件，十年動蕩在這代人身上有鮮明印記。很多詞語現在不常用了，“打破他”“是走狗”，很有年代感。而2000年後的信件裏，用語就比較現代，同樣是抱怨，用的是“泥馬”這種網絡語言。

　　有一封信，寫信人説自己只有小學程度文化，但是一開頭，“見字如面”，用詞優雅，反而現在即使是大學生，多數也不會用了。有觀眾開玩笑地説：“感覺大學生的文化水準，還沒這個小學生高呢。”

　　一封封書信，是一個個鮮活的個人情感和印跡。橫跨40年的書信，反映不同年代裏的生活狀態、情感歷程。用一種難以撼動的原真性的力量，讓大家無聲地感受改革開放40年的城市生活變遷。

　　不一定完美的東西才有認同感真實本身就特別美

　　生於1994年的侯丹潔是一名觀眾。她印象最深刻的是“親見”單元裏，老攝影師陸元敏提供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的老照片。影像記憶，以一種撲面而來的瞬間印象，直接表達後20年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侯丹潔忽然意識到，原來現在司空見慣的東西，其實只是近20年才出現的。比如炒股、卡拉OK、海外留學、交響音樂會、中外合資的産品等等。

　　還有更多年輕學生，表達自己的觸動。

　　“我是研究生考到上海的，總覺得這座城市很魔幻，都是高樓大廈，離我很遙遠。以為上海人的生活就是紙醉金迷。看完這個展覽以後，我忽然覺得上海變得很真實，原來現代化大都市也是由千千萬萬個普通市民努力拼搏形成的。”

　　“我來上海之前，只知道東方明珠。現在知道上海還有很多美好的地方。我以為蘇州河就像國外的塞納河，現在知道原來曾經蘇州河的船是運送大糞的。上海忽然變得親切起來。”

　　“看完後，我忽然有一種衝動，想去上海郵政總局大樓，聽説那裏是100年前中國最早的郵局，現在還在使用。”

　　“我以前研究的是明清村落，鄉村聊的是衣食住行。但是看上海人的口述和信件，聊交響樂、讀書、公益活動，這是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才能呈現出來的精神上的東西。上海的基因裏就是城市化的。”

　　“我已經二刷了（看第2次）。寢室的同學推薦我來，他説感受到這座城市40年來普通人的那種努力。感覺自己再不努力就要淹死了。”

　　不一定完美的東西才有認同感。從普通市民的視角看上海的40年，仿佛看到一個孩子成長的過程，熟悉、親切。

　　“真實本身就特別美，不需要包裝和美化。”李明潔説，了解過去，你會對當下有更強的認同感，才會吸引你去為自己、為城市做些什麼。

　　許多學生在留言簿上寫下類似的話：看了展示內容，愛上了這座城市。

　　爺爺奶奶輩承載著歷史意義小年輕應該給他們多拍拍

　　主題展示之外，還有更多讓年輕人了解上海歷史的方法，比如紀錄片。

　　11月，4位滬上紀錄片導演來到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天堂影院，帶來4部經典的上海題材紀錄片，並與年輕學生們交流感想。

　　比如，王小龍導演和他的紀錄片《一個叫做家的地方》。這部2000年拍攝的紀錄片借李阿姨託管的小男孩兒醜醜的視角，展現了新閘橋堍附近大小弄堂的居民生活百態。

　　但是與現場主持人、華東師範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系主任羅薇預想的不同，學生們觀影時，時而發出笑聲。後來，一位同學對記者解釋：笑的地方是一種同理心，看到醜醜調皮搗蛋，覺得這個熊孩子和自己很相似，大家就笑了。也有幾位女生看哭了，看到片中女兒出嫁，對著家裏的試衣鏡換上婚紗，家長們絮絮叨叨地叮囑，忽然眼眶濕潤。

　　王小龍告訴學生們，中國改革開放40年，但是相對於文學藝術的其他門類，中國的紀錄片起步滯後，直到上世紀90年代，由上海的“紀錄片編輯室”一馬當先，剛剛開始呈現普通人的生活。

　　2002年，中央電視臺《見證》欄目發起，挑選了1992年以來的50部優秀紀錄片。50部中，上海“紀錄片編輯室”的作品佔了8部。

　　《一個叫做家的地方》拍了整整3年，最後剪輯成40分鐘。儘管當時拍攝手段原始，連聲音都是一位專業人士成片後幫忙再做降噪處理，然而那種花大把時間與弄堂居民打交道，整條弄堂的人都對攝像頭習以為常、表現自然，一拍就是3年，付出耐心而成的紀錄片，其價值和魅力，隨著時間流逝反而遞增。

　　那個年代，走進市井、表現平民的努力，具有突圍的意義。乃至於多年以後王小龍和一些朋友聊天，説起那時候的上海有什麼，朋友們的第一反應總會提到“紀錄片編輯室”。

　　其中的代表作《毛毛告狀》，今天重看仍然會為那時的樸素和直率而感佩。過去了那麼多年，又有人把紀錄片《重逢的日子》改成故事片《團圓》。

　　“爺爺奶奶輩就跟這個國家一樣，他們走得很艱難，每個人都承載著歷史意義。你們這些小年輕，應該給他們多拍拍。”現場交流時，王小龍這樣建議觀影的年輕人。

　　哪怕你記錄一個個人也是記錄一個時代

　　王小龍曾經在他的文章《從悲情故事到生活喜劇》裏，一一分析上海的紀錄片和背後的時代：

　　李曉的《廠長張黎明》，説一個廠長受命去應付破産和幾百號沒有著落的工人，這樣一個悲劇性的事件竟以喜劇的面貌呈現出來，不那麼老實，不那麼單純，然而卻更接近令人尷尬的生活真相，這在過去不太可能吧？吳海鷹的《婆婆媽媽》，12集連續，一個居委會和眾多工人家庭面臨動遷的喜怒哀樂，每天一集播出的那半個月，全城都在為之議論紛紛，這在過去沒聽説吧？張瑞東的《鄔老闆的世界盃》，跟蹤拍攝一個發明瞭鬧翻南非世界盃賽場的“嗚嗚祖拉”的鄉村小企業主，説“以小見大”，説“解剖麻雀”，對遍佈浙江乃至全國的民營小企業的生存狀態，過去有可能這樣淋漓盡致、直搗要害嗎？

　　中國高教影視委員會理事、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聶欣如教授説，2000年是中國紀錄片美學的轉型時期。當時已經出現收視率放在第一的風潮。在這樣的關節口，上海出來了這樣的影片，它在美學上堅持了一種紀錄片應該有的東西，不會為娛樂、金錢所左右的理想主義，是彌足珍貴的。

　　另外一場觀影會上，江寧導演帶來1992年拍攝的《德興坊》，影片捕捉了住在老式石庫門弄堂“德興坊”的3戶人家，在住房緊張的條件下的生存狀態和喜怒哀樂。專家評論説，上海人的城市性格不一定是遺傳，狹小的空間如何塑造人的性格，這部片子很有説服力。

　　周洪波導演2006年拍攝的《董家渡》，從空間的角度講上海故事，突出城市的褶皺感、豐富性和複雜性。

　　有人説，董家渡渡口的擺渡，從浦西到浦東，是一種跨越，從老的、舊的到新的、現代的。空間的發生、發展、消逝，然後傳世的過程，也是上海城市更新換代的過程。

　　79歲的章焜華導演告訴學生們，紀錄片應該記錄時代，哪怕你記錄一個個人，也是記錄一個時代，因為每個個人都體現了時代的某一個方面或者某幾個方面。

　　當下年輕人看到的上海影像，可能更多來自自媒體、宣傳片。羅薇認為，那些當然重要，但我們也需要帶著放大鏡看看市民生活，而這類文本長期以來一直稀缺，卻對了解上海的歷史彌足珍貴。

　　“策劃上海紀錄片的展映，就是希望把這些歷史記憶盡可能傳遞下去，讓同學們看到今天我們享受到的國際化的上海，源於多少人的犧牲、理解、建設和奉獻。”羅薇説。

　　當一代人的經歷不再分享記憶就會磨損

　　2個月前，輔導員孫夢接到李明潔的電話。她説：一個時代的流行音樂是人們生活記憶中清晰與深刻的部分。這場生活記憶展不能沒有音樂。她希望孫夢能帶領他的“紅不了”民謠社，把改革開放40年來的經典老歌重新編排，開一次演唱會。

　　當時孫夢和社團同學們的第一感覺是這個想法很棒！

　　歌單在第一次開會討論時就列出來了，比如鄧麗君的《我只在乎你》。在改革開放初期，鄧麗君的歌聲告訴人們音樂可以這樣溫柔治愈，愛情原來如此令人神往。

　　又比如李谷一的《鄉戀》也是必選，這首歌的意義非比尋常。當時一經播出就引起爭議，有人説李谷一由“歌壇新秀”變成“黃色歌女”，成了“腐蝕青年人的罪人”，《鄉戀》一度成為“禁歌”，直到1983年春晚解禁，它代表著思想解放的意義。

　　編排《鄉戀》時，“90後”主唱始終拿不準李谷一的韻味，只能直接模倣。但好在音樂會本來就是面向年輕人，孫夢要求每一首老歌都得有年輕人視角的創新和編排。所以到了《鄉戀》的後半段，主唱把歌曲改成了自己習慣的節奏，一下子舒服了，又有新意。

　　音樂會那天晚上，節目單上有11首老歌，400多個觀眾座位全部坐滿，從頭到尾無人離場。全場觀眾自覺用手機打燈，閃光燈組成一片星海。節目單的最後一首歌是《同桌的你》，音樂響起，幾乎全場合唱。仿佛40年的歲月穿過時空，在音樂聲中走進年輕人的心田。

　　1998年出生的吉雨婷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參與了展覽的各個活動後，她忽然生出一種感慨：以為上海一直就是這個樣子，原來過去的上海和想像中不一樣。

　　她從父母口中聽説過糧票，卻從展覽信件中才知道，原來丟失糧票是件大事，需要全小區一起接濟。她曾經住過弄堂裏的房子，但依然難以想像《德興坊》中的住房可以逼仄如斯。

　　她忽然想起，小學時能吃到肯德基就很開心；那時，爸爸的手機是諾基亞；自己的零食是辣條和路邊攤；過生日也就去外灘玩玩；郊遊的選擇很窄，野生動物園和長風公園；班裏流行的歌曲是《東風破》……原來這40年的城市發展是如此之快，變化如此迅捷。小時候玩什麼已經遺忘，只能去關注一個微博博主，內容就是幫助95後群體回憶過去共同吃過用過的東西。

　　李明潔説，記憶研究可以分為文化記憶、交往記憶。交往記憶是一代人共同分享的記憶，一代人共有的體驗。當一代人的個體經歷不再拿到公共領域分享和述説，這些記憶就會磨損，最終消失。

　　從這個意義上，改革開放40年來，普通市民的記憶分享，對上海的講述，于年輕人而言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