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全球營商環境評估 上海權重佔55%

　　原標題：世行全球營商環境評估，上海權重佔55%，魔鬼在法律的細節裏

　　世界銀行的全球營商環境評估報告，影響日益廣泛。中國的排名由北京、上海兩個城市的數據組成，上海的權重為55%，北京為45%。

　　因而，提升上海的營商環境水準，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政府須以學生答卷的姿態，積極投身此項工作。而其中，法律的作用，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因為，每一項測評指標，都要求提供具有拘束力的規則依據……我們要逐字逐句理解世行評估體系與評估指標，將所有測評問題和回應材料，以英文與中文兩個語種提供，並按照“測評問題、中國答案、作為支撐的法律或規範性文件、具體條文、實踐做法與典型案例”等五個要素，逐一列明，以使世行專家一目了然；我們要建議世行改進文本翻譯，我們要優化與世行的溝通方式、溝通內容、溝通角度，提升我們的法律政策知曉度……

　　世行排名，影響力與時俱增

　　世界銀行發佈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為了提升排名，全球各經濟體無不使盡渾身解數。以俄羅斯為例，在普京主抓之下，俄羅斯迅速從2015年第62位，躍升為2018年第35名。莫迪同樣雄心勃勃，印度從2015年第142位，躍升至2018年100名，目前仍處全面趕超的過程中……我國2017年與2018年的全球排名均為78名，與2015年第90名相比，略有提升。

　　各國如此重視世行排名，其道理不言自明。世界銀行從2003年開始，對全球一百多個經濟體的營商環境進行排序，對各國吸引投資、乃至於經濟和社會發展，均産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以2018年的報告為例，世行對從阿富汗到津巴布韋的190個經濟體，從“開辦企業、辦理施工許可證、獲得電力、登記財産、獲得信貸、保護中小投資者、納稅、跨境貿易、執行合同和辦理破産”等10個領域，進行全面評估，並逐一排名，在沒有其他機構做出更全面、更權威的評估報告之前，世行的排名無疑具有風向標的意義。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營商環境工作。2018年1月3日，李克強總理主持新年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即部署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工作。會議指出，優化營商環境就是解放生産力、提高綜合競爭力。

　　有規則支撐，相關指標方能得分

　　值得關注的是，世行營商環境報告採用一個國家代表性城市的數據，來決定該國的排名位置。中國的排名由北京、上海兩個城市的數據組成，上海的權重為55%，北京為45%。因此，提升上海營商環境對於提高我國營商環境整體形象和國際排名，無疑意義重大。

　　世界銀行正在進行的新一輪評估，評估週期為2017年6月—2018年4月，也就是説，在2018年4月底，所有的數據採集與訪談工作全部結束，中國的排名大局已定。201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全球營商環境排名于我國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

　　目前，北京和上海正在全力以赴，做好迎接評估的工作。這項工作主要是圍繞“減少環節、縮短時間、降低費用”來進行，而如何更好地發掘法律的作用，以及如何有針對性地做好法律與政策的宣傳工作，則是眼下極為緊迫的任務。

　　為什麼要高度重視法律與政策的作用？原因在於，世行專家對十個領域的打分，均採取“問”與“查”的方式來進行。“問”是指向中小企業、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建築師事務所，報關公司等營商人士發放問卷，“查”是指查閱每一個問題相應法律法規或規範性文件，以確保被測評經濟體的相關舉措具有拘束力，可以普遍適用和反復適用。如果我們只是向世行介紹改革進程中的具體做法，而沒有輔之以制度的保障與支撐，則無法得分。世行評估的一個基本理念是，做法經常會改變，只有規則才是相對穩定的，因而才是可靠的。因而，應對世行評估，我們必須的有放矢。

　　增強法律政策知曉度，確保不失冤枉分

　　實際是什麼，與別人知道是什麼，往往並不一致，其原因在於知曉度。例如，2017年1月，《國務院關於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實施行政許可事項的決定》，取消了原由縣級公安機關實施的“公章刻製審批”，改為備案制。而世行採樣時被採訪的機構仍然認為，審批是公章刻製的必經流程，從而導致失分。

　　再如，“獲得信貸”領域中的“合法權利力度指數”有一項測評如下：擔保物權可否延伸至將來或以後取得的資産，並可自動延伸至原始資産派生的産品、收益或替代物？受訪者答“不可以”，該項指標因此失分，事實上，結合我國《物權法》第181條（浮動抵押）、第197條（抵押權人孳息收取權）、第213條（質權人孳息收取權）以及《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2017修訂)》第2條等，這個問題應獲得肯定的回答，我國應當得分。

　　由於對相關法律制度、甚至是政策性文件缺乏準確了解，或者因為缺乏系統研究、綜合判斷的耐心，受訪者誤判誤答的情形比比皆是，實在令人痛心。鋻於此種現實，時下一項急務是，在逐項梳理世行測評的問題後，由政府主管部門或者行業組織對中小企業、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建築師事務所、報關公司等開展專題培訓。比如説，可以考慮由司法部門向律師，財政部門向會計師進行培訓，提升法律法規政策的知曉度，以使其在受訪時做出準確回答，減少乃至避免丟失冤枉分。

　　優化溝通交流方式，增進專家對中國的了解

　　為加深對被評估經濟體的了解，使評估排名更為準確而公平，世行專家組會主動或者應邀與相關經濟體進行交流。我國政府部門與其交流時，宜把握數點：

　　第一，在交流的態度方面，不宜強調本國的獨特性，切忌稱“你們不了解中國情況，我們有特殊的理由”。因為這套評估體系普遍適用於全球190個經濟體，為保證排序標準協調一致，世行不可能為任何一個經濟體單獨設計一套評價指標。過分強調特殊性，只會被誤讀為“權力的傲慢”或者對世行評估的排斥，反而導致失分。

　　第二，在交流的內容方面，必須做好有針對性的準備。我們首先必須避免政府的慣性思維，把一大堆政府文件與報告，一古腦地發給世行專家，讓他們漫山遍野地找。相反，要以考生的心態，逐字逐句理解世行評估體系與評估指標，將所有測評問題和回應材料，以英文與中文兩個語種提供，並按照“測評問題、中國答案、作為支撐的法律或規範性文件、具體條文、實踐做法與典型案例”等五個要素，逐一列明，以使世行專家一目了然。我國這些年來的“放管服”改革、“多證合一”、“證照分離”等改革，沒有切實地轉換為有效得分，一個重要的原因即在於，沒有完成語言的轉換，政府文件中“穿靴戴帽”的內容太多，遮蔽了幹貨，無法針對世行的問題做出切中肯綮的回應。

　　第三，在交流的角度方面，對於有望通過溝通而取得共識的問題，必須不遺餘力。例如，世行認為，納入測評的十大領域，從“開辦企業”到“執行合同和辦理破産”，也就是説，營商主體從生到死，無不涉及法律保障問題。因而北京與上海的做法，只有固化為可以反復適用且普遍適用的規定，才可能得分。但這裡所謂具有約束力的“規定”，並不限于法律，它是一個體系，既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頒布的法律，又包括國務院行政法規、部門規章，還包括北京和上海的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另外還應包括國家和地方發佈的一系列規範性文件，還有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等，必須向世行專家講清楚，這些林林總總的規定，構成了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則體系，都應當被考慮在內。

　　再如，在“保護中小投資者”領域中，世行的測評問題多次出現“limited company”的專有術語，在其解釋説明中，將“limited company”限定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或者具有同等職能的公司”（即一種不同的、更簡化的、且不能向公眾發行股份的公司），類似于國外的“封閉公司”（close company）或者“私人公司”（close company）。我們必須向世行專家解釋，此類商事形態相當於“有限責任公司及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僅僅將其理解為“有限責任公司”，否則極易導致世行在查詢相關法律時，遺漏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相應規定，導致大面積的誤判。

　　正本清源，精準翻譯世行評估指標與測評問題

　　世行針對中國的調查問卷，提供精準的中譯本，當屬基本要求，特別是涉及法律的問題，如何把基於英美法的表述，翻譯成中國人習慣接受的語言，既是法言法語，又明白曉暢，非常重要。否則，面對一堆晦澀難懂的專業術語，受訪者理解尚且困難，何談正確作答？

　　然而，這竟然是一項極大的短板！

　　以十大測評領域之一的“保護中小投資者”為例，該領域主要通過評價信息披露透程度、公司透明度指數、董事責任程度、股東權利指數、訴訟便利度、所有權和管理控制指數等6個子指標，衡量上市公司中小投資者權益的保障程度。根據世行報告，我國2018年該領域僅得48.33分（排名第119位），不僅低於亞太平均水準，甚至遠遜於同為金磚國家的印度（單項排名全球第4位）、巴西（第43位）、俄羅斯（第51位）。此項指標全球最佳的經濟體為哈薩克斯坦，得分85分，除信息披露程度指數比中國略少一分、公司透明度指數得分持平外，其他子指數得分均遠遠超過中國。我國在董事責任程度指數、所有權和管理控制指數、股東權利指數的得分，僅僅分別為1分、2分和3分，實在是低得可憐！

　　一個直觀的問題是，同屬於金磚國家，我國與印度、巴西、俄羅斯相比，在中小投資者保護方面，真的有如此大的差距嗎？特別是在我國公司法與證券法大量借鑒了美國法的情況下，這一疑問顯然不無道理。

　　果然，在向中國受訪者發放的世行測評中譯本中，存在大量的漏譯、錯譯或者歧譯的情形：

　　【例一：關於董事責任】

　　Is Mr. James disqualified or fined and imprisoned upon a successful claim by shareholders? 被翻譯成“在股東原告成功地實現了權利要求的情況下，詹姆士是否會被解除職務？”正確的譯法是“在股東的請求權成功實現的情況下，詹姆士是否會被解除職務或遭到罰款和監禁”？英文原文是將兩個法律後果選擇性地並列在一起，其一為“解除職務”，其二為“罰款和監禁”，譯文遺漏了第二個後果，極大地干擾了正確的選擇。

　　【例二：關於類別股權利】

　　Are changes to the rights of shares only possible if the holders of affected shares approve?被翻譯成“更改股票所附的股權時，是否只需要徵得該種股票持有人的同意”？事實上，原文是關於類別股股權變更必要條件的表述，正確譯法為“股權內容的變更，是否只有在徵得該類股東的同意後才能生效”？

　　【例三：關於派生訴訟的門檻】

　　Can shareholders representing 10% of Buyer’s share capital sue directly or derivatively for the damages the transaction caused to Buyer? 被翻譯成“持股比例小于10%的股東原告是否能夠因交易給公司造成的損害提起直接或派生訴訟”？此句有數個翻譯錯誤：其一，“持有買方股本10%的股東”誤譯為“持股比例小于10%的股東原告”，實際上是把訴訟門檻條件降低為零；其二，將“股東”列為“股東原告”，彼時尚未成訴，何來原告？

　　【例四：關於律師費用】

　　Can shareholder plaintiffs recover their legal expenses from the company? 被翻譯成“原告是否可以向公司追討他們的法律費用”？這裡的“原告股東”被漏譯成“原告”，容易令人忽略股東代位訴訟的背景；另外，“legal expenses”譯成“法律費用”指向不明，宜直接譯為“律師費用”。事實上，公司法司法解釋四規定，代位訴訟的原告可以主張闔理的訴訟費用，當然就包括律師費用。

　　【例五：關於公司形態】

　　世行的問題中多次出現“limited company”的專有術語，如前所述，對應我國公司法語境，應將其譯為“有限責任公司及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但遺憾的是，中譯本通篇將“limited company”譯為“有限公司”，其後果是，受訪者極易將其理解為僅僅是指“有限責任公司”，從而在作答時遺漏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相應規定，導致誤判。

　　誤譯、漏譯的情形，同樣存在於世行測評的其他領域。例如，將financial invoice譯為“金融發票”，令人不知所云。如果因為翻譯問題導致失分，實在太過可惜。政府宜儘快組建法律功底深厚、外語能力精深（特別是精熟法律外語）的專家，組成工作團隊，正本清源，對世行評估標準與測評問題，進行全面、準確的翻譯，而不宜被動等待世行的中譯文本。

　　環球同此涼熱，法律不應缺席

　　世行全球營商環境排名，俄羅斯與印度近年來進步明顯，與其多次有針對性地修改法律法規密不可分。文明新舊能相益，心理東西本自通。營商環境的改善，涉及的主要是商事組織、交易及政府監管方面的法律法規，發達經濟體的成熟經驗，具有較高的可借鑒性。

　　以此為念，在提升我國全球營商環境排名的進程中，我國政府一方面要精心挑選精通法律與政策、具有較好外語能力的人員，與世行溝通和協商，以增進其對我國的了解，避免誤傷誤判。另一方面，我國要根據評估結果，本著自省完善的立場，對於有益但我國缺失的制度設計，例如，設立統一的動産擔保權益登記機構，董事長不得兼任總經理等，要及時推進法律的“立改廢釋”，切實發揮法律對改革的引領和保障功能；對於不符合我國國情的世行評價標準，例如，允許擔保債權人以直接受讓擔保物所有權的方式受償（俗稱絕押，為我國擔保法第40條所禁止），我國亦要保持定力。

　　（作者羅培新  繫上海市政府法制辦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