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街巷名稱是怎麼來的

　　戶力平

　　朝陽區百子灣地區的“葛宇路”和海淀區西北旺地區的“西學東漸路”兩條山寨路牌被相繼曝光並先後拆除，近來使有關地名的話題一下子熱了起來，本報繼而發起的“無名路”線索徵集活動更是在市民中引發熱烈反響。那麼，歷史上的北京是如何命名道路街巷名稱的？古代的路牌又是個什麼樣兒？

　　老北京地名命名大致分為五類

　　《周禮·夏官》：山師川師邍師“掌四方之地名”

　　我國地名起源很早，可以説有了文字便有了地名。先秦時期的古籍《山海經》中已經有了“山名”、“川名”之類的名詞。“地名”一詞最早出現在成書于戰國時期的《周禮》中，《周禮·夏官》記載：“山師，掌山林之名。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邍（yuán）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這裡的“地名”含義與現今的“地名”語意大致相同，而其中的“山師”、“川師”和“邍師”則是古代掌管地名的官職。

　　地名的命名從古至今一直在發展中。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墨子即提出了“取實予名”。他認為，“名”要依據“實”來確定，“名”必須與“實”相符。南宋學者王觀國在《學林》中吸取了古代命名思想，總結出古代州縣地名命名的四大原則，並使地名的命名“規範化”和“系統化”：“或由山名，或因水名，或因事跡而名之，非此三者而以意創立，則必取美名。”

　　北京建城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武王封薊”的周武王十一年(西元前1045年)，現在已有3000多年，在城市發展中逐漸形成一套地名命名的標準和規範。歷史上北京地名特別是北京城裏的街巷名稱到底是如何命名的？《北京傳統文化便覽》一書概括出了五大類：一、官定民承；二、俗成官認；三、官定與俗成並行；四、俗成官改；五、官定官改。也就是説，第一類地名是官府命名，民眾接受並使用，如“西單（牌樓）”、“西四（牌樓）”、“東單（牌樓）”、“東四（牌樓）”之類；第二類是老百姓約定俗成、官府認可的，如“豆腐巷”、“羊圈衚同”、“門框衚同”等；第三類是官府命名的和百姓俗稱的並存，如“正陽門”是官名，老百姓俗稱“前門”；“厚載門”、“北安門”、“地安門”是官名，老百姓俗稱“後門”；第四類是老百姓約定俗成的地名，官府予以更改，如“苦水井”改為“福綏境”，“屎殼郎衚同”改為“時刻亮衚同”等。第五類是官府命名的地名，此後官府又予以更改，如北京城門元代的名稱到了明代大多被更改了，“麗正門”改為“正陽門”，“文明門”改為“崇文門”，“和義門”改為“西直門”等。

　　從明清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雖然北京歷史上曾有過多次地名整頓，但如上這五種大致的“原則”並無多大改變。

　　北京街巷地名最早源自唐幽州城“坊額”名稱

　　《乘軺錄》：“城中凡二十六坊”坊名有“罽賓”“肅慎”“盧龍”等

　　北京道路街巷的命名沿襲的是唐幽州坊的命名。坊市制度是古代社會對城市進行管理和規劃佈局的一種制度。《舊唐書》“職官志二·戶部尚書”稱：“百戶為裏，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每裏置里正一人，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北京城史話》記載：“唐幽州城坊之格局為田字形，中間為十字街，把坊分為幾個部分。坊四週有圍墻，四週各開一個坊門，門上有坊名，並由專人管理，每天五更開坊門，黃昏關閉，坊內有大路一二條，路旁有巷，巷內為住房。坊與坊之間則通過大十字街道相連接。”每個坊最初設有圍墻及坊門，坊門上方正中懸有坊額，而“坊額”就是最早的地名。以後圍墻消失，坊門依存，並逐步演化為牌坊、牌樓。據記載：唐幽州城和遼南京城均有26坊，金中都城有62坊，元大都有50坊，明代北京城有34坊。到了清代，北京城全部按“旗”而劃分區域，“坊”被取消。坊名多為三字，少量為四字，用字講究，組詞典雅，並被賦予了一定意義。宋使路振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遼國，他在記錄自己見聞的《乘軺錄》中稱：“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門樓，大署其額，有罽（jì）賓、肅慎、盧龍等坊，並唐時舊名也。”

　　元大都城的規劃佈局主要由劉秉忠主持設計。劉秉忠按《易》蓍草求卦卜筮“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法，將大都城劃分五十個坊。《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引《元一統志》：“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省部照依大都總管府講究，分定街道坊門，翰林院擬定名號。”《析津志》記載：“坊名元五十，以大衍之數成之，名皆切近，乃翰林院侍書學士虞集伯生所立。”

　　虞集是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孫，元代時官至太常博士、集賢院修撰、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等。元仁宗時，曾受命為大都五十坊重新擬名，他博覽《尚書》、《周易》、《詩經》、《論語》、《左傳》等古代典籍，又查閱元代以前的著名掌故，每個坊名都經過反復推敲。最後由大都路都總管府頒布並製成坊額，重新懸挂于各坊門之上。

　　右為:明代地圖

　　明代前京城地名鮮有“路”字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路”名增多

　　“南北為街，東西曰路”

　　遼金及元明時期北京街區多以“坊”而稱，“州縣之郭內為坊，郊外為邨（村）”。至少在元代，北京的地名基本上沒有以“路”命名的。元代出現了××衚同及××街、××巷等，但並無像今天路牌這樣的統一標識。

　　“路”最初是古代的高級行政或監察區劃名稱，元代北京“大都路”即為一級地方高級監察機關。明代以“路”而稱的地名也很少見，《京師五城坊巷衚同集》中內外城以“路”而稱的只有三個，清代《京師坊巷志稿》中以“路”而稱的只有十個。明清時期的北京內外地圖上，道路街巷名稱多以“衚同”、“街”、“巷”等相稱。

　　清末民初，京城的道路開始“現代化”。過去除了“禦街”之外，各地的街道都非常狹窄，所謂“大街”也就一丈多（三米多）寬，而新建或改造後的主要街道大多有十來米甚至十多米寬，於是就改稱為“路”以示其新、其大，以“路”而稱的地名才逐漸增多。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北京城市建設的全面開展，在城裏城外興建了數以百計的道路，且多以“某某路”相稱。城區出現了北緯路、南緯路、萬明路等，城外出現的“路名”更多，這些道路往往處於城鄉結合部，以北京城為中心，向京郊延伸，在命名上呈現三個特點。一是多以臨近或經過的建築物、景觀、村鎮得名，如經過閔莊的道路稱“閔莊路”；二是將某條路起止點的兩個地名各取一個字而成為路名，如“京良路”因北起北京城南至良鄉而得名。三是某一條大街向外延長以後，便將這條大街的名稱轉化為新路名。如“復興路”是從復興門外大街延長的，故得名。

　　據《北京志·市政卷·道路交通管理志》記載：“清末，北京街巷、衚同名牌始由警察機關管理，此前有官建的，也有民建的，式樣不一、大小各異，街道命名方式大致有官定民承、俗成官認等若干種。宣統二年（1910年）三月五日，清政府承政廳與巡警總廳商定，將北京城的牌樓統一由警政司管理。”民國時期北京街巷名稱的牌子仍無統一規範，形式各異，有木牌製作的，有鐵牌涂漆的，有鐵胎搪瓷的，有以牌樓、街門標識的。1949年以後，京城的道路街巷名稱才逐步規範，同時通過地名強化了道路的方向感，“南北為街，東西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