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一週的時間裏，這名被稱為“犀利哥”的年輕流浪漢躥紅網路。“走紅”之前，他逡巡于小城寧波的街頭巷尾；“走紅”之後，他平靜的流浪生活徹底受到了驚擾，無數圍觀者拍照合影，“犀利哥”放聲大哭的照片又被放大了。此時，網友們所謂對“犀利哥”的救助，還在不知所終地繼續著。
很難精準地概括出這名流浪者為何會在瞬間紅遍大江南北，甚至紅到了中國台灣和日本。現在，“犀利哥”的走紅終於讓很多人的內心開始變得不安且內疚起來。新聞後續的報道裏依稀透露，“犀利哥”很可能是1998年的抗洪老兵，也可能是被家庭遺棄的精神病人，他的髮型，他的衣著都是不得已而為之。而圍觀者所謂的讚譽、追捧，與他原本卑微的人生而言，並不能算是“美麗的誤讀”，而是一種蓄意的消遣。在眾人的消遣中，一個在樓宇森林和鋼鐵洪流中無聲無息流浪的弱者被塑造成了“網路紅人”，弱者沒有被同情，反而被消費，無論如何，這都是這個時代的病灶之一。在消遣“犀利哥”獲得某種快感的同時，不知道是否有人想到他也是公民，也有尊嚴？
以娛樂的精神來消費弱者，“犀利哥”不是第一個“犧牲品”。遠的比如楊麗娟，在追星的途中被大眾媒體和公眾趣味所主導，大眾和媒體在觀望楊麗娟的過程裏獲取快感，而作為弱者的楊麗娟卻絲毫沒有認知到自己所付出的代價；近的比如羅玉鳳，大眾媒體帶領公眾消費著羅玉鳳的徵婚故事，羅的人生缺陷一次次地被公眾作為調味生活的作料。
值得警惕的是，在消費弱者之前，無論是大眾媒體或者普通圍觀者都善於舉起行善的標桿，有了行善的名號，所有的關注似乎只能向好的方向發展。殊不知，忠實記錄是一回事，參與干預又是一回事，很多時候，哪怕有著行善的動機我們也應當遵循“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具體在“犀利哥”身上，六七年來，“犀利哥”雖然生活在寧波最繁華的街頭，但卻像個隱形人一直游離在世界之外，突然有一天，世人把目光聚焦在了他身上，這到底是驚喜還是驚擾？作為想幫助“犀利哥”的每一個人，都需要自問一下是否能為他做得更好？只要他是社會生態能容納的，保護和尊重“犀利哥”的選擇，是我們不可逾越的界限。
在這個春天，“犀利哥”一個悲慘的人生故事，被我們以娛樂精神消費了。消費弱者的同時，其實也在消費著內心中的良知。那些聚焦的目光最終遠去，對於“犀利哥”而言，這是不是幻夢一場？對於圍觀者而言，以消遣開始，以痛感結束，只是不知這是不是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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