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時代的洪流巨浪裹挾的沈從文，他的選擇與掙扎也在向我們提問：個體與所處的時代、社會究竟處於何種關係；弱小個體于強大的社會浪潮面前究竟該以何種姿態面對。《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認為，相比起去遺憾沈從文于諾貝爾獎的擦肩，更重要的是，對沈從文的認識能走到多遠多深。現在看來，“重新發現”沈從文的工作還將繼續下去。

 

 

在沈從文身後，有一種説法是，“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最有力的候選人。”不少人喜歡這樣的説法，以此來加重對沈從文的崇仰之情。

 

然而，沈從文的文學創作在二十世紀中期戛然而止。從1948年開始，時代大轉折給沈從文帶來了一場精神危機，這場危機以及從崩潰中的恢復，成為他後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業的起點。

 

學者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就是由此起筆，沿著沈從文坎坷的生命歷程，翔實敘述他的社會遭遇、個人選擇和內心生活，敘述他為物質文化史和雜文物研究所作的超常努力和付出。

 

命運在青年時期埋下伏筆

 

《沈從文的後半生》記錄了1948年夏天沈從文和兒子虎雛的對話：“小虎虎説：‘爸爸，人家説什麼你是中國托爾斯太。世界上讀書人十個中就有一個知道托爾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説：‘是的。我不如這個人。我因為結了婚，有個好太太，接著你們又來了，接著戰爭也來了，這十多年我都為生活不曾寫什麼東西。成績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趕趕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媽，要好好的來寫些。寫個一二十本。’”

 

那時北平就快要和平解放，沈從文還有比肩托爾斯泰的野心。他不知道自己自由寫作的生涯很快就被終止。以1949年為界，沈從文的人生突然被劈成兩半，前面一部分是文學家，後面一部分是文物研究者。張新穎認為，“這個巨大的斷裂是時代、政治等等個人無法抗拒的外力造成的。但其實沈從文的前半生和後半生又不是那麼斷裂，而是連成一塊的。在被迫改行時，他選擇做文物研究而不是做別的，正是因為生命發展過程中，一條脈絡潛伏在沈從文自己也不知道的程度。”

 

沈從文在《從文自傳》裏回憶在湘西當兵時，每月補貼大約3塊錢，但是隨身的背包裏有一份動人的産業：一本《雲麾碑》值6塊錢，另外一本《聖教序》值5塊錢，《蘭亭序》2塊錢，《虞世南夫子廟堂碑》5塊錢，還有一部《李義山詩集》。20歲那年，他替陳渠珍保管書畫、青銅器，有空就曬曬書，清點文物。

 

張新穎説，《從文自傳》很自然地寫出了一個年輕的生命對中國古代文化和文物的熱切的興趣。而在1949年的自傳篇章裏，沈從文把這一條生命的脈絡，清晰、明確地描述了出來。此後的歲月裏，他將艱難而用力地把這一條脈絡延伸下去，直至生命的最終完成。

 

“當他30歲寫20歲的時候，他也沒有想到他的後半生會做這樣的事情。從1949年開始回看1949年以前的沈從文，他的生命歷程當中，除了文學創作的脈絡之外的另外一條脈絡就非常清晰了。他做文物研究的那個種子，其實從他的少年時代就已經埋下了，不過這個種子發芽長出來的時間非常長。”

 

雖然因為時代的、精神的、肉體的原因，1949年之後沈從文無法再進行文學創作了，但寫作的嘗試，他再三再四地進行著。一些寫作的計劃，甚至收集、積累了十萬字的資料，提筆再三，但最終無法完成。張新穎打比方説，寫作于沈從文，就像是一個愛人。

 

可是在不斷嘗試的過程中，沈從文發現自己還是無法創作。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社會政治對文學的要求都已經到了具體要求。張新穎説，身為作家是無法脫離寫作的，但這種政治氣氛下，作家想寫作，只能胡寫。

 

“沈從文想寫但是又不想胡寫，所以一直是處在這樣一個像神經病一樣的狀態，就像愛一個人，愛的這個人從來沒有從心理真正跟他斷過，糾纏了一輩子，這也是特別的情形。”

 

對普通人的關心從文學延續到文物學

 

作為文物研究者的沈從文1953年正式亮相，發表了《明代織金錦問題》、《中國織金近端的歷史發展》等研究論文。從1953年到1968年，沈從文關於金縷玉衣等的判斷和預見逐漸得到證實，但在論文發表的當時，卻很少有人會産生這樣的認識。但是更多改業以來所寫大大小小的論文，沒有能夠面世。沈從文把他的研究叫做“雜文物”研究，真是“雜”得令人眼花繚亂。

 

張新穎發現，沈從文的文物研究最關注的是和普通人日常生活聯繫在一起的物品。所以沈從文發現扇子、馬鞍、鏡子、衣物、杯子等等，無限龐雜的品種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由不知名的勞動者創造的，是老百姓日常用的東西，是和勞動人民的生活感情息息相關的，而這在傳統的文物界是不被當作文物的。

 

“沈從文不但要承受政治的壓力、時代的壓力，還要承受在學術上來自同行的壓力，我覺得後一種壓力可能是更説不出來的、更看不見的，但是這個壓力是持續的非常大的東西。反過來也可以説明沈從文的眼光是獨特的，是獨創的。”

 

沈從文並不不是文物研究的開創者，為什麼恰恰是這個半路出家的人會寫出古代服飾研究的奠基性著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張新穎分析認為，服裝是不入傳統文物界法眼的東西，“但是沈從文為什麼關注這些？普通人在歷史當中的勞動、智慧、創造，他對這樣的東西特別關心，他的這個關心點從他的文學延續到文物研究。”

 

1992年，張新穎在《收穫》上看到沈從文1934年寫給張兆和的信。在信裏，沈從文對張兆和説，“一本歷史書除了告我們些另一時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殺以外有些什麼？但真的歷史卻是一條河。從那日夜長流千古不變的水裏，石頭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爛的船板，使我觸著平時我們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類的哀樂！我看到小小漁船，載了它的黑色鸕鶿向下流緩緩劃去，看到石灘上拉船人的姿勢，我皆異常感動且異常愛他們。我先前一時不還提到過這些人可憐的生，無所為的生嗎？不，三三，我錯了。這些人不需我們來可憐，我們應當來尊敬來愛。他們那麼莊嚴忠實的生，卻在自然上各擔負自己那份命運，為自己、為兒女而活下去。不管怎麼樣活，卻從不逃避為了活而應有的一切努力。他們在他們那份習慣生活裏、命運裏，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對於寒暑的來臨，更感覺到這四時交遞的嚴重。”

 

沈從文寫這段話時當然不會想到他後半生從事文物研究，他後半生的歷史研究的著眼點也在他1934年這段非常文學化的表述裏面寫出來的。張新穎説這段文字讓他感受到了沈從文對天地、對天地之間的普通人、對普通人所創造的歷史的感受。他説：“那個信給我非常大的震動，以前我總是糊裏糊塗的覺得沈從文很好，但是不知道他好在哪，也不知道他跟我有什麼樣的關係。我讀那個信的時候忽然明白了。這麼一段文字我琢磨了很多年，總是會給我一點啟發。不是一下子全給的，是過了一段時間再去想，又想明白了一層。這段文字不但讓我理解了沈從文的文學世界，也明白了沈從文後來為什麼對雜文物那麼用情。”

 

小小艒艒船裏的人

 

《沈從文的後半生》特別著力於呈現沈從文後半生漫長而未曾間斷的精神活動。張新穎説自己這本書不僅僅寫沈從文的後半生過得多麼難，受了多麼大的委屈，重要的是他形成了一個跟時代的關係，他在這樣一個時代裏面做出了一些事情，而這些事情構成了歷史的意義。

 

1956年，沈從文到山東師範學院，沒有人認識他。他想到老朋友巴金，“如果聽説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時，就傳遍了全校。”但他最終還是覺得在人群中擠來擠去的好，“沒有人知道我是幹什麼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幹什麼的了。”

 

在同一時期，沈從文的兩個孩子覺得爸爸不夠進步，有一天晚上放學回來專門做爸爸的工作，希望爸爸能積極地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裏去，説到後來兩個孩子急得都哭了。張新穎説，在這個情感特別好的家庭裏，沈從文做的事情也不被理解。偏離社會轟轟烈烈的潮流，好像沒做什麼事情，可是他就是這麼堅持下來了。

 

張新穎很喜歡廣西師大出版社“理想國”為這本書做的封面。封面是1957年沈從文在上海出差的時候畫的速寫。他在5月1日的早晨從窗口看出去，看到外灘白渡橋上正在通過遊行的人群，歌聲的海、鑼鼓的海、紅旗的海。張新穎認為沈從文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從這樣一個時代潮流的中心，他的眼睛能夠偏開去，看到最不起眼的角落裏這麼一艘小小的船，這船在睡覺，船沒動靜。

 

“我把沈從文的這三幅速寫當作他個人的生命存在和他所置身的時代之間的關係的一個隱喻。沈從文不是一個英雄，他不會跳到潮流的對面來阻擋這個潮流，他不是這樣的英雄，他不是激烈的人。他是離這個東西很遠的，在一個角落裏來撈魚蝦。這個所謂的撈魚蝦對他來説就是永遠也做不完的雜物文物研究。如果一個社會只有速寫中間的這個洪流，沒有其他的東西，其實這個社會是非常傾斜、非常瘋狂、非常失控的社會。要有這樣一點點的東西作為這個社會的平衡。”

 

“重新發現”沈從文還將繼續

 

在讀到那封書信的4年後，張新穎重返復旦大學攻讀博士，次年寫下長篇論文《論沈從文：從1949年起》。十六年磨一劍，2014年，《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出版。在這部傳記中，張新穎將沈從文1949年之後的大量書信看成獨立的文學作品，哪怕當初並沒有當作“文學”來寫。

 

在《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裏，張新穎曾論述“中國當代文學中沈從文傳統的迴響”，這種深遠影響甚至輻射到侯孝賢和賈樟柯等電影導演。這本書自序裏的一段話也許能代表張新穎的心態：“這麼長的時間，我沒有一門心思只做沈從文研究，卻始終是一個日常的沈從文的讀者，一個每年有一個學期在課堂上講沈從文的教師，一個在沈從文的世界裏低回流連、感觸生發的人。倘若以為這個世界是個邊界清晰的、孤立自限的、個人自足的世界，那就可能錯了：深入其中，才會發現這個世界敞開著各個朝向的窗子，隱現著通達四方也通向自己的道路。有這樣的感受和體會陪伴度過平常的日子和長期的生活，那是比做一個專門家更好的事情。”

 

被時代的洪流巨浪裹挾的沈從文，他的選擇與掙扎也在向我們提問：個體與所處的時代、社會究竟處於何種關係；弱小個體于強大的社會浪潮面前究竟該以何種姿態面對。《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認為，相比起去遺憾沈從文于諾貝爾獎的擦肩，更重要的是，對沈從文的認識能走到多遠多深。現在看來，“重新發現”沈從文的工作還將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