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掖，一座妙不可言的城市。綠洲草原、河流濕地、戈壁沙漠、高原冰川，大自然各種景致在這裡依次鋪開，被譽為“塞上江南”；絲綢之路、玉石之路、宗教之路、朝聖之路、民族融合之路在此交匯融合，繪就了古甘州厚重的歷史底色；一支從遠古西至哈志遷徙而來的少數民族，讓“金張掖”平添幾分神秘色彩。

 

 

古戰場與牧馬人

 

甲午蘭月，早秋的細雨淅淅瀝瀝，浸透了祁連山北麓山下大馬營草原，河西走廊溫度驟然下降，穿著短袖褲衩的我們感受到了古甘州秋意。司機在車廂裏開起了暖氣，沿途大片的油菜花和連綿起伏的草原透過被霧氣朦朧的車窗，攝入眼簾直穿心底。當自由徜徉在草原上的成群駿馬出現在跟前的時候，我知道山丹軍馬場已經近了，戰馬的故鄉到了。

 

伴著千年不變的牧歌，思緒飄到了兩千多年前的古戰場前夜——河西之戰與少年將軍的英姿始終在腦子裏縈繞不去。

 

西元前121年夏，在今天祁連山與合黎山之間的弱水上游地區，驃騎將軍帶領漢軍將士從渾邪王、休屠王軍側背發起猛攻。大縱深外線迂迴作戰的戰術取得了成功，匈奴軍倉促應戰，大敗而逃，死傷三萬餘人，匈奴五王以及王母相國將軍都尉等一百多人被俘，渾邪王、休屠王率殘軍逃走。

 

第二次河西之戰宣告大勝，驃騎將軍重擊匈奴右部，將其勢力趕出河西地區，切斷匈奴與羌人的聯繫，河西之戰後第三年，驃騎將軍再與衛青一起發起漠北之戰，殲滅匈奴九余萬，在狼居胥行祭天封禮。“斷匈奴之臂，張中國之掖”，西元前111年，張掖置郡，至此西漢于河西列四郡(今酒泉、武威、敦煌、張掖)，河西走廊納入大漢版圖直至今日，漢朝從此開闢絲綢之路，而張掖亦成為最重要的交通要塞。

 

這位立下赫赫戰功的將軍，正是大名鼎鼎的冠軍侯霍去病，時年十九歲。為保漢軍戰備之需，將軍在今山丹縣的大馬營草原上創立了聞名中外的山丹軍馬場，一直延續至今。西元前117年，霍去病病逝于長安，年僅24歲(虛歲)，死後，其墓被造成祁連山形狀，以顯其彪炳史冊的戰功。

 

塵封的歷史已遠去，看不到歷史的硝煙，也聽不到這片遼闊大草原上的戰馬嘶鳴。站立山丹軍馬場博物館之前，“牧馬人二代”李正斌指著博物館前雕刻著“青春無悔”、“牧馬人”和“軍牧魂”的紀念石，為我們介紹古戰場上山丹軍馬的前世今生與輝煌過往。

 

“夏季的時候，帶上乾糧、帳篷，拿上馬鞭、馬鞍子，父親要到青海‘進溝子’，也就是去放牧，在山裏把帳篷支起來，把鍋灶支起來，用牛羊糞當燃料，一去得兩三個月。”出生於上世紀70年代的李正斌現在是山丹軍馬場自然保護站的會計。

 

民國十八年，因為軍閥抓壯丁，李正斌的父輩從青海輾轉到了張掖山丹軍馬場，從此紮根放牧至今。“冬季，父親披著氈衣，穿著皮襖，日夜看守著馬，不能讓馬群走散。當時是開放式的牧場，沒有圍欄，馬可能隨意跑掉。遇上下大雪的天氣，騎著馬追失散的馬匹，白雪茫茫，懸壁與草場的界限分不清楚，一不小心就會摔下懸崖，粉身碎骨。和我父親一起的牧馬人就有的一去再也不能回來了。我爸爸運氣好，很多時候都是有驚無險。”李正斌的父親靠著微薄的工資將一家七個孩子養大，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但是牧場也給了李正斌純真的童年時光。

 

“琵琶花生長在祁連山上，生命力非常強，白裏透綠，綻放的琵琶花給人一種聖潔的感覺。當時我在軍馬場的煤礦當會計，有一天我騎著馬往祁連山山麓走了十幾公里，在一處人跡罕至的山上，我看到了琵琶花開得漫山遍野，雪白的一片。”李正斌在牧場生活二十幾年，第一次被如此美麗的風景震撼。從此，他堅守牧場至今，即便曾經有過機會去改革開放的前沿廣東工作，但是他依然選擇回歸草原，追尋“馬背上英雄”的夢想。延續兩千多年的軍馬文化已靜靜地流淌在他的血液裏，滲透在他的思想與靈魂中。

 

“馬是一種有靈性的動物，它嬌貴、聰明、忠誠。我從小騎著山丹軍馬在大草原上縱橫馳騁，不由得想起那些馬背上的英雄，自幼的成長經歷給了我無比的自豪感，讓我油然地覺得馬是一種非常偉大的動物。戰馬他誕生在我成長的地方，山丹軍馬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象徵。我們就是這樣一群騎著山丹軍馬，很威武地在大草原上奔跑著馳騁著的牧馬人。”金戈鐵馬的冷兵器時代，軍馬守護著古絲綢之路，保障漢唐絲路的繁榮與暢通，改變著人類歷史文明的進程；時至今日，一代代牧馬人在古戰場上堅守的，不僅是一份責任與榮譽，更是中華軍馬文化的血脈。

 

半城蘆葦與西夏國寺

 

初秋的張掖，暑氣尚未退盡，坐著電瓶車徜徉在張掖國家濕地公園的三萬畝蘆葦林裏，微風習習，湖面上流淌著天空的雲彩，好似一幅江南水鄉圖。“不望祁連山頂雪，錯將張掖認江南”，這是古人對於“塞上江南”古甘州張掖的真實寫照。據《甘州府志》記載，舊時張掖城內外舉步見池塘，抬頭見蘆葦，家家泉水，戶戶垂柳，特別是城區北郊的沼澤湖灘，蘆葦成片，山泉碧波盪漾，水鳥雲集，魚翔淺底，草木繁茂。在黃沙萬里長的戈壁大漠上，如何能屹立著江南水鄉似的“金張掖”?這與張掖優越的自然地理環境有關。

 

張掖南接祁連山，北依合黎山，兩山夾一川，張掖正是處河西走廊中部、黑河沖積扇形成的三角洲之上，祁連山雪水澆灌著這片沙漠上的綠洲，境內中國第二大內陸河川流而過，在張掖城北郊的低窪處自然形成了濕地景觀。這片三萬畝的蘆葦地，正是濕地自然形成的原生植被。

 

“一城山光，半城塔影，連片葦溪，遍地古剎”，半城蘆葦給了張掖湖光山色，而西夏皇家寺院大佛寺則給甘州積澱了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色。

 

身著裕固族傳統婚禮服飾的青年（陳淮/CFP）

 

西夏大佛寺始建於西夏永安元年（西元1098年），位於張掖市西南隅，因寺內有中國最大的室內臥佛涅槃像（長34.5米）而得名。史載西夏國師嵬眻在此掘出一翠瓦覆蓋的臥佛而初建大佛寺，現存建教文化交流的産物。

 

“它不僅是漢傳佛教的寺院，也是藏傳佛教的聖寺。現在見到大佛寺所有構件、雕刻、建築風格與特點，都是漢藏藝術相交融。他本身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産物。”甘州區博物館副館長王康介紹説，在古代絲綢之路要塞中的張掖深受絲路文化的影響，這才有了後來西夏創建的大佛寺。

 

“大佛寺本身，就是宗教傳承之路上經歷多少年的醞釀，佛教文化的根基在此，才會孕育出這樣的一個碩果。在漢唐時期，絲路打開之後，絲綢之路、玉石之路、宗教之路、朝聖之路、民族融合之路，交融在一起，形成統一的信仰，才能融合各個民族。不論是西夏人、蒙古族人、漢人，都是統一的信仰，即佛教，所以才有了西夏時期大國師嵬眻發現玉石之後，創建大佛寺。”

 

歷史上，張掖以地處絲綢之路中段的優越地理位置，成為中西文化交匯的重鎮，這片沃土上留下了豐富多樣的歷史文化遺跡──皇家寺院大佛寺、千古城池黑水國、隋代木塔、唐代鐘樓、明代糧倉、清代總兵府等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在此積澱；張騫、霍去病、班超、法顯、隋煬帝、玄奘等歷史人物在此留下足跡。元代，馬可·波羅旅居甘州一年，曾在其《東方見聞錄》中描述：張掖有一座寺廟僧眾達一千多人，寺廟內有一座大臥佛。1977年在大佛寺附屬建築金塔殿下出土的五枚波斯銀幣，亦見證了古代絲綢之路上中外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歷史。

 

大佛寺內一幅《西遊記》的壁畫更為大佛寺文化多元化增添了詼諧的色彩：畫中的豬八戒勤勞勇敢任勞任怨，而大師兄孫悟空則顯得懶惰與閒散。這或許與高老莊在張掖有關？豬八戒娶親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很明顯，在張掖，豬八戒比大師兄孫悟空更有群眾基礎。

 

“晾經臺、牛魔王洞、流沙河、黑河、高老莊，一個個唐僧取經的原型地，都能在張掖找到與它相對應的歷史遺跡。玄奘取經，從唐之後已經開始流傳，在《西遊記》成書之前，民間關於玄奘取經的故事傳説有很多版本，我們這幅壁畫就是一個地方版本的最好證明。壁畫中突出豬八戒的形象，是受地域文化特點的影響，帶有本土化的氣息。”王康介紹説，明代之後，隨著《西遊記》小説的流行，唐僧師徒四個人物的性格特點都形成築有大佛殿、藏經閣、土塔三處。西夏大佛寺的建築融合了少數民族與漢族建築的特色，是民族融合與宗教文化交流的産物。

 

 

“它不僅是漢傳佛教的寺院，也是藏傳佛教的聖寺。現在見到大佛寺所有構件、雕刻、建築風格與特點，都是漢藏藝術相交融。他本身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産物。”甘州區博物館副館長王康介紹説，在古代絲綢之路要塞中的張掖深受絲路文化的影響，這才有了後來西夏創建的大佛寺。

 

“大佛寺本身，就是宗教傳承之路上經歷多少年的醞釀，佛教文化的根基在此，才會孕育出這樣的一個碩果。在漢唐時期，絲路打開之後，絲綢之路、玉石之路、宗教之路、朝聖之路、民族融合之路，交融在一起，形成統一的信仰，才能融合各個民族。不論是西夏人、蒙古族人、漢人，都是統一的信仰，即佛教，所以才有了西夏時期大國師嵬眻發現玉石之後，創建大佛寺。”

 

歷史上，張掖以地處絲綢之路中段的優越地理位置，成為中西文化交匯的重鎮，這片沃土上留下了豐富多樣的歷史文化遺跡──皇家寺院大佛寺、千古城池黑水國、隋代木塔、唐代鐘樓、明代糧倉、清代總兵府等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在此積澱；張騫、霍去病、班超、法顯、隋煬帝、玄奘等歷史人物在此留下足跡。元代，馬可·波羅旅居甘州一年，曾在其《東方見聞錄》中描述：張掖有一座寺廟僧眾達一千多人，寺廟內有一座大臥佛。1977年在大佛寺附屬建築金塔殿下出土的五枚波斯銀幣，亦見證了古代絲綢之路上中外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歷史。

 

大佛寺內一幅《西遊記》的壁畫更為大佛寺文化多元化增添了詼諧的色彩：畫中的豬八戒勤勞勇敢任勞任怨，而大師兄孫悟空則顯得懶惰與閒散。這或許與高老莊在張掖有關？豬八戒娶親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很明顯，在張掖，豬八戒比大師兄孫悟空更有群眾基礎。

 

“晾經臺、牛魔王洞、流沙河、黑河、高老莊，一個個唐僧取經的原型地，都能在張掖找到與它相對應的歷史遺跡。玄奘取經，從唐之後已經開始流傳，在《西遊記》成書之前，民間關於玄奘取經的故事傳説有很多版本，我們這幅壁畫就是一個地方版本的最好證明。壁畫中突出豬八戒的形象，是受地域文化特點的影響，帶有本土化的氣息。”王康介紹説，明代之後，隨著《西遊記》小説的流行，唐僧師徒四個人物的性格特點都形成築有大佛殿、藏經閣、土塔三處。西夏大佛寺的建築融合了少數民族與漢族建築的特色，是民族融合與宗教文化交流的産物。

 

“它不僅是漢傳佛教的寺院，也是藏傳佛教的聖寺。現在見到大佛寺所有構件、雕刻、建築風格與特點，都是漢藏藝術相交融。他本身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産物。”甘州區博物館副館長王康介紹説，在古代絲綢之路要塞中的張掖深受絲路文化的影響，這才有了後來夏創建的大佛寺。

 

“大佛寺本身，就是宗教傳承之路上經歷多少年的醞釀，佛教文化的根基在此，才會孕育出這樣的一個碩果。在漢唐時期，絲路打開之後，絲綢之路、玉石之路、宗教之路、朝聖之路、民族融合之路，交融在一起，形成統一的信仰，才能融合各個民族。不論是西夏人、蒙古族人、漢人，都是統一的信仰，即佛教，所以才有了西夏時期大國師嵬眻發現玉石之後，創建大佛寺。”

 

歷史上，張掖以地處絲綢之路中段的優越地理位置，成為中西文化交匯的重鎮，這片沃土上留下了豐富多樣的歷史文化遺跡──皇家寺院大佛寺、千古城池黑水國、隋代木塔、唐代鐘樓、明代糧倉、清代總兵府等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在此積澱；張騫、霍去病、班超、法顯、隋煬帝、玄奘等歷史人物在此留下足跡。元代，馬可·波羅旅居甘州一年，曾在其《東方見聞錄》中描述:張掖有一座寺廟僧眾達一千多人，寺廟內有一座大臥佛。1977年在大佛寺附屬建築金塔殿下出土的五枚波斯銀幣，亦見證了古代絲綢之路上中外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歷史。

 

大佛寺內一幅《西遊記》的壁畫更為大佛寺文化多元化增添了詼諧的色彩:畫中的豬八戒勤勞勇敢任勞任怨，而大師兄孫悟空則顯得懶惰與閒散。這或許與高老莊在張掖有關?豬八戒娶親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很明顯，在張掖，豬八戒比大師兄孫悟空更有群眾基礎。

 

“晾經臺、牛魔王洞、流沙河、黑河、高老莊，一個個唐僧取經的原型地，都能在張掖找到與它相對應的歷史遺跡。玄奘取經，從唐之後已經開始流傳，在《西遊記》成書之前，民間關於玄奘取經的故事傳説有很多版本，我們這幅壁畫就是一個地方版本的最好證明。壁畫中突出豬八戒的形象，是受地域文化特點的影響，帶有本土化的氣息。”王康介紹説，明代之後，隨著《西遊記》小説的流行，唐僧師徒四個人物的性格特點都形成定勢了，在這幅壁畫中的人物形象富有張掖地域文化特色，非常別致與難得。

 

 

遠古西至哈志的牧歌

 

離開張掖丹霞國家地質公園時，已是晌午，一行人在車裏昏昏沉沉地顛簸著。

 

“快看!”車裏的一聲驚呼，被驚醒的我們齊齊往車窗外望去：一串串以經咒圖像木版印于布、麻紗、絲綢和土紙上的各色風幡在大地與蒼穹間飄舞，銀光閃閃的祁連山冰川雪峰就在頭頂，綠草茵茵的草原上搖曳著各色小花，金光燦燦的藏傳佛教廟宇出現在眼前，一匹匹駿馬在草原上自由地徜徉。當穿著“衣領高、帽有纓”傳統服飾的草原主人走出帳篷熱情歡迎我們的時候，我知道裕固族的故鄉——張掖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到了。

 

裕固族自稱“堯乎爾”，回鶻人的後裔，與“黃頭維吾爾”和“撒裏維吾爾”有密切關係，居住在河西走廊的祁連山腳下，崇尚騎馬與射箭，現有人口一萬四千多人，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是全國唯一的裕固族聚居區。

 

裕固族較為完整地保留了本民族習俗和傳統，其傳統禮俗、喪葬習俗與婚俗獨具特色，民歌、服飾與皮雕等很能體現其民族特色。國家級裕固族服飾傳承人柯璀玲生長于裕固族草原，14歲開始便收藏富有民族特色的帳篷與物件。“每個姑娘出嫁的時候，都會穿本民族服飾、戴本民族的頭面，即使與漢族小夥子結婚，漢族小夥子也會穿我們傳統的服飾。服飾上的刺繡、縫製、捻線，我都會，包括毛編、皮雕、還有傳統的民俗飲食的製作，我都會。我就是閒不下來，只要看到我們民族原來的舊的東西或者手工藝不做了，慢慢被淘汰了，我就會把他們紀錄下來。”

 

在裕固族的傳統婚禮中，“頭面”的裝飾頗為講究。新婚第二天，當啟明星冉冉升起，新娘在伴娘的陪同下進入鋪有紅地毯的氈房，舉行戴頭面儀式。在悠揚典雅的《戴頭面歌》的伴奏下，初嫁的新娘戴上喇叭形氈帽，佩戴上胸飾和背飾，戴上用銀牌、玉石、珊瑚、瑪瑙、海貝等編製成的頭面。這個儀式意味著姑娘已經結束了天真爛漫的少女時代，走向新的生活。

 

隨著社會變遷，傳統服飾的傳承面臨困難。柯大姐現在有二十幾個徒弟，她用退休金給徒弟發生活補貼，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能參與民族文化的傳承。“我想建立一個裕固族的傳統村寨，建成之後，我要招收四五十個徒弟，把傳統的民族服飾、皮雕、針線活等手藝傳承下去。”柯大姐把他的兒子、兒媳婦、女兒都從外地叫回來，全家人都在做民族文化傳承的工作。

 

唱完一曲高亢悲涼遠古歌曲《西至哈志》，柯大姐眼泛淚花。一個月前，她重走了裕固族的“東遷路”。“我們來自遙遠的西至哈志，水草豐美的遠古家園，經過了千佛洞萬佛鄉，曆盡艱辛來到了巴孜登灘(音)住下，在巴孜登灘能看到回來的路。”柯大姐説，裕固族東遷時非常悲慘與坎坷，當時正是冬天，瘟疫、內訌與戰爭，他們不得不把老人與孩子都丟下，只留下強壯的青年人東遷到現在駐紮的草原。

 

“民歌是我們民族的史詩，我們裕固族沒有文字，失傳了，只能用語言，以民歌的形式把我們的婚俗、我們的過去、現在以及將來，用我們的民歌唱出來，這樣才能把我們的民族文化留下來。”裕固族的神話、傳説、寓言、民歌、敘事詩、格言、諺語等，就這樣在民歌中代代流傳。

 

柯大姐説，裕固族的兩個民歌傳承人馬上就八十歲了，去年一個一百歲的皮雕傳承人老奶奶去世了，“每當用眼淚送走一個老人的時候，我就特別難受，因為裕固族的人口真的特別的少，走一個就少一個。”

 

柯大姐重走裕固族“東遷路”，探尋自己的民族起源。據史書記載，十五世紀中葉，裕固族各衛之間戰爭不斷，特別是吐魯番日益強大以後，頻繁侵擾各衛，關外各衛相繼崩潰，紛紛要求向關內遷徙。十六世紀初，撒裏畏吾人開始東遷，入關以後，裕固族又被稱為“黃番”。在新疆天山杏花村，柯大姐與當地村民交流，發現他們的語言有六成是相同的，四百年前的維吾爾服飾圖案也和裕固族傳承下來的服飾相似。穿過柴達木盆地，她來到一個蒙古族小鄉鎮，發現他們服飾上的圖案與裕固族的也同根同源。她感覺自己像是“回娘家的孩子”。

 

柯大姐希望建立一個“活態博物館”，把自己收藏的上千件裕固族帳篷與物件，按原來部落衣食住行的模樣復原。這樣，“若干年以後，年輕人能知道本民族以前的生活與生存狀態。”她希望年輕人能重走“東遷路”，了解本民族的傳統，把民族傳統習俗與文化傳承下去。

 

八月的草原，雨季已經到來，裕固族草原上迎來了一場大雨，預示著來年草原水草豐美，也喻示著“裕固”二字的漢語意思——“富裕與鞏固”。

 

當我們離開草原之時，我又看到了祁連山下那飄蕩搖曳的“風馬旗”。牧民路過時，都要下馬致意，右繞一圈。也許是裕固族人的青稞酒勁頭太足，激得我站在風馬旗下，望著遠處的祁連山雪峰，潸然淚下。那一刻，我的心是如此之平靜與坦蕩，向著大山與蒼穹吶喊：“大山聖主，佑我生靈。”張掖，此去經年，應是良辰美景虛設，更與何人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