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尊名為“青春”的塑像——一個衣著樸素，手拿草帽的年輕姑娘。據説，塑像的原型就是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長、“敦煌女兒”樊錦詩。青春轉瞬即逝，昔日的女孩已經鬢髮斑白。一代代的敦煌守護者們將他們的青春鄭重地交付給敦煌，也許他們的名字和故事為人所遺忘，但燦爛輝煌的敦煌藝術是對他們無悔青春的最好紀念。唯有藝術之美才無懼歲月，超越個體生命的極限，直抵永恒。

 

敦，大也；煌，盛也。東漢學者應劭這樣解釋“敦煌”的名字。這個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城，曾經是絲綢之路的“華戎一大交會處”。敦煌壁畫保存著此地昔日的熱鬧與繁華。它以磅薄的氣勢、細膩的情思和精湛的技藝，記錄了無數人的悲歡離合，刻畫了不同民族的興衰往事。當許多名字和故事消失在歲月中，這座大漠裏的畫廊依舊吸引人們去傾聽，去發現，去續寫敦煌的傳奇。

 

無名的畫工

 

1945年，考古學家在莫高窟北區發現了一具屍體。據説，這是一位積勞成疾病死在洞窟裏的畫工。沒有人知道他叫什麼，也沒有人知道他畫過什麼。

 

歷史關於敦煌畫工的記載幾乎是空白。後世的研究者只能從零星的壁畫題記和浩如煙海的敦煌文獻中尋找他們的痕跡。敦煌研究院敦煌學信息中心主任張元林告訴我們，從目前的研究看來，大多數敦煌畫工是社會中下層的工匠，沒有宮廷畫師的地位和待遇。這些普通的勞動者領取微薄的報酬，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清苦生活。《舊唐書》這樣描述武則天時期營建佛窟的工匠，“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饑渴所致，疾疹交集。”敦煌遺書中也有這樣的感慨，“工匠莫學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來奴，妻是官家婢。”

 

對於這些卑微的畫工，畫壁畫既是安身立命的手段，也是重要的功德。“即使再小的洞窟，受限于財力無法購買高級顏料，他們依然很用心很虔誠地去描繪他們心中的佛國聖境。”張元林説，敦煌藝術的創造者值得我們抱以深深的敬意。今天的參觀者沿著安全的棧道走進洞窟，在講解員微弱的手電筒燈光下欣賞精美的壁畫。當年的畫工則是沿著窄小的山道來到洞窟，在昏暗的燭光下，長年累月，無比虔誠地描繪天上佛國。

 

敦煌畫工們將地上最尊貴奢華的一切糅合了想像，一筆一筆描繪出“無有眾苦，但受諸樂”的極樂世界:花雨漫天，舞樂動人，亭臺樓閣，美妙絕倫。當實力強大的大一統王朝到來，被戰亂隔斷的絲路恢復暢通，敦煌壁畫也變得氣象廣大。“軍事上，敦煌是重要的關隘；貿易上，敦煌是重要的貨物集散地；文化上，敦煌是多元文化的匯流之地。物資、人才和文明沿著絲綢之路，從四面八方來到敦煌。”

 

張元林以今天的“北漂”來比擬當時到敦煌尋找機會的人，其中不乏文人學士、藝術大家，西行或東往的僧人和商人。現代研究表明，敦煌畫工的身份和來源很複雜。他們帶來西域與中原的流行畫法，繪有各種富麗圖案的粉本、絲織物，來自本土與異域的各種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等。“在敦煌壁畫上能看到西域的樂器，也能看到中原的宮殿建築。在飛天和菩薩的形象和裝飾圖案中有中亞和西亞的藝術特徵。中國道教的東王公和西王母在敦煌變為佛教的護法神，來自粟特文明和襖教的神祇——日天、月天也在壁畫中守護佛法莊嚴。”

 

從四世紀到十四世紀，敦煌畫工代代相繼，不間斷地畫了一千多年。敦煌研究院研究員馬德認為，佛教寺院壁畫在當時屬於民間藝術，它所呈現的外來文化形式和面貌，與士人所推崇的“六藝”繪畫不能相提並論。加之畫工地位普遍卑微低下，因此敦煌壁畫很少發現作者姓名的落款題跋。

 

隨著絲路的衰落，漫漫黃沙一度掩埋了莫高窟的輝煌，也掩埋了畫工的生平。在沉睡了漫長的歲月後，四萬五千平方米的莫高窟壁畫驚艷了世界。壁畫記載的宗教聖境、舞樂文明、世俗生活等內容吸引著無數學者、藝術家和普通人前往敦煌，朝聖無名大師給全人類留下的歷史文化遺産。

 

敦煌的召喚

 

1935年的一天，畫家常書鴻漫步塞納河畔，在舊書攤發現了《敦煌石窟圖錄》。這是1907年法國人伯希和在敦煌石窟中拍攝的。古代無名畫工的藝術觸動了這位現代油畫家，他寫道:“這距今一千五百年的古畫，其筆觸的奔放甚至比現代野獸派的畫還要粗野，這是多麼新奇的發現呀。我十分驚訝，甚至不能相信!”

 

敦煌研究院研究員趙聲良説，五四之後，有一種普遍的情緒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跟不上時代了，其實就是對中國傳統的否定，在美術領域表現為對中國畫的否定。於是大量的年輕人去歐美留學，常書鴻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國的。

 

常書鴻的才華很快就得到了法國藝術界的認可。他在里昂和巴黎的沙龍多次獲獎，畫作被法國國家美術館收藏。旅法十年，他在法國有房産有工作有美滿的家庭，很多人都覺得他已經屬於那裏。但敦煌藝術深深刺激了常書鴻。他的女兒常沙娜曾回憶，“他驚訝了，他説我在法國追求藝術，結果我們的根、藝術的根還在我們自己的祖國，他説我回去一定要到那去，要了解個究竟。”

 

1936年，常書鴻接受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的邀請，回國任教。然而戰爭打亂了他投奔敦煌的計劃，直到1943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宣佈成立敦煌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作為副主任委員的常書鴻才終於踏上去往敦煌的路。

 

“他對祖國的感覺，就是迫不及待地要回國，要為國家做一點什麼。到了敦煌這一點就更強烈了。”趙聲良説，當時不少人在敦煌逗留一段時間就離開了，但常書鴻一待就是一輩子。他臨摹壁畫，保護和研究洞窟藝術；去各地辦展覽，提升敦煌的知名度；他不斷給朋友和學生寫信，邀請他們來敦煌。

 

“他認識到，敦煌是培養中國藝術家的搖籃，要讓它成為一個培養藝術家的基地，讓更多藝術家來進修之後，成為能夠發揚祖國傳統的大藝術家。”事實也是如此，張大千、董希文、關山月等藝術大家都曾受過敦煌藝術的熏陶。

 

當時研究所條件艱苦，喝的是宕泉河的鹼水，吃的就是醋和鹽拌麵條，經費緊張到連顏料也成了問題。沒有電，常書鴻他們就在晴天看著鏡子反射的壁畫進行臨摹。儘管物資匱乏，他們還是親手修起一道幾公里長的圍墻，以防附近的老百姓去洞窟裏居住甚至放羊。兵荒馬亂的年月，常書鴻和許多知識分子奔忙在大西北，用他們並不壯實的身體和無比頑強的意志守護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與根脈。

 

新中國成立後，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常書鴻出任所長。在國家的支持下，莫高窟全面的搶修性修復保護工作正式展開，莫高窟南區幾次進行加固。常書鴻多年的心願終於實現了。

 

 

“敦煌藝術能讓這麼多人了解、感動，常先生做了很多開創性的工作。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到今天，敦煌藝術不斷在國內外展出，展品就是常書鴻這一代老藝術家們不斷臨摹的成果。很多沒到過敦煌的人從中了解到，中國藝術即使在國際上也毫不遜色。”作為今天的敦煌工作者，趙聲良對常先生充滿敬意。

 

守護敦煌四十年，常書鴻被稱為“敦煌守護神”。他曾説自己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世，“不過，如果真能再一次投胎為人，我將還是‘常書鴻’，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青春的選擇

 

1984年夏，北京師範大學的畢業典禮一結束，中文系畢業生趙聲良就收拾好行李，瞞著家人，坐上火車直奔敦煌。一年前，趙聲良在報刊上讀到一篇報道，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段文傑呼籲大學生去敦煌工作，發展敦煌事業。“當時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説法，‘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我覺得中國的學者應該把敦煌研究好。所以看到報道後就想，我有美術功底，又喜愛敦煌藝術，為什麼不去敦煌工作，為敦煌學研究做點事呢?”

 

於是，大學生趙聲良就給段所長寫了一封信，表達自己去敦煌工作的心願。段文傑委託當時的副所長樊錦詩給趙聲良回信，鼓勵他學好專業，歡迎他在完成學業後到敦煌工作。

 

這封信堅定了趙聲良做敦煌研究的信念。然而這個決定在家裏引起軒然大波。“父親聽説我要去敦煌就嚇壞了，他認為敦煌都是沙漠啊，身為雲南人他無法想像北方的不毛之地。”父親寫信來勸阻，甚至動員兒子的師友一起勸説。

 

信件在北京和雲南之間來來往往，趙聲良告訴父親，敦煌的莫高窟需要大學生，年輕人應該去那裏做一番事業。“去敦煌的願望對我的吸引力太強了。人生的機會稍縱即逝，如果回雲南，我這一生的軌跡就完全不同了。”

 

三十年後，趙聲良已經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員了，但首次敦煌之行仿佛還是昨天的事。在甘肅省文化廳報到後，他從蘭州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到柳園站，然後又坐了兩三個小時的汽車才到敦煌縣城。副所長樊錦詩調用了所裏當時最高級的北京吉普，親自來縣城接他。“那天到山上已經是晚上七點多了，敦煌的天還是亮的。食堂用餐時間已過，樊所長親自關照大師傅給我做了一碗麵。吃完面又領我去見段所長，段所長見了我很是高興。”

 

中文系出身的趙聲良被安排在《敦煌研究》雜誌工作。這本1983年創刊的雜誌後來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學術期刊，也見證了中國學者在敦煌學研究領域的進步與成就。“剛工作時，在資料室裏看到日本和歐美學者的專著遠遠多於中國學者。1998年我去日本留學的時候，在那邊見到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比比皆是。”

 

現在，趙聲良是《敦煌研究》的編輯部主任，他編的這本雜誌被哈佛大學等海內外一流高校和研究機構訂閱。“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已經成為歷史，現在的敦煌研究者們更贊成季羨林先生的主張——“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趙聲良後來改攻美術史研究。在日本獲得美術史學博士學位後，他回到敦煌，對敦煌洞窟進行美術史學的研究。“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寫一部完整的《敦煌石窟美術史》。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對中國的美術史，至少是宋代以前的部分，幾乎可以重寫了。”2014年春天，他率領研究小組完成的《敦煌石窟美術史·十六國北朝時期》正式出版。

 

如果説趙聲良是一隻風箏，那麼風箏線就在敦煌的手裏。無論是畢業時的青春抉擇，還是後來面對留在海外的邀請，趙聲良最後的選擇都是敦煌。

 

不朽的畫魂

 

2007年，敦煌研究院開始籌劃將莫高窟北魏第254窟《捨身飼虎》的壁畫製作成動畫。歷時5年，這部融合了古代壁畫經典形象和現代電影語言的作品問世。敦煌壁畫動了起來，也讓更多人了解壁畫的精神內涵與匠師的藝術構思。

 

作為創作團隊的成員，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館員陳海濤曾在254窟仔細臨摹、觀察。“在洞窟裏對著壁畫進行臨摹創作，那種感覺真的很奇妙。古人有‘靈感’一説，我覺得在那種時候能感受到古代畫師留下來的氣場、信息與靈感，似乎能和古老時空的智慧建立一種連接。”

 

還在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專業求學時，陳海濤和女友陳琦就開始思考未來。“那個時候，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所締造的中國動畫的傳統已經完全崩潰。那個非常具有創造力和藝術水準的創作團隊已經被溶解在商業加工的浪潮中。中國動畫的文化背景、文學寫作到導演調度，缺少一種更好的可能性。”陳海濤研究生時期的研究方向是動畫短片創作的理論和導演，“所以我想從短篇開始，重新建立一種製作的團隊和方式，包括文化取向，文學母題和導演手法，還有形象和風格。”

 

陳海濤坦言，自己對商業性的東西不很敏感，此時正好有機會到敦煌工作。“這個地方有一種很獨特而強烈的魅力:外面的陽光與空曠，和洞窟裏精彩而繁密且成系統的藝術史資源。更重要的是研究院濃厚的人情味，敦煌人的淳樸善良。”2006年一畢業，新婚夫婦陳海濤和陳琦就從北京來到敦煌研究院工作。

 

工作初期，他們在洞窟臨摹壁畫，其中就有第254窟的《捨身飼虎》。這幅壁畫的感染力和藝術價值深深觸動了他們。然而美術史對它的介紹非常短，並未深入分析它感人的力量源自何處。反觀文藝復興後的西方藝術經典，通常有大量細讀研究、構圖分析，包括人物性格、歷史背景的分析。敦煌壁畫在這方面還有空白。於是，製作動畫片解讀敦煌壁畫的想法就這樣在他們心中産生了。


 

早在1980年代初，敦煌壁畫就和動畫結緣。取材自敦煌壁畫的經典動畫《九色鹿》對誠信、善等精神的思考，呼應文革結束初期的時代主題，直到今天都發人深省。但是陳海濤他們想做的，和《九色鹿》時代的動畫又不完全一樣。“一方面我們希望能繼續發掘這種文化母題的價值意義和它的表現性。另一方面，因為敦煌壁畫本身有相當豐富的藝術價值和獨特的藝術性，我們希望動畫有一部分因素是科教性和闡釋性的，把這個藝術史本身的價值和故事的價值展示出來。”

 

2012年，在第三屆中國文化遺産動漫大賽中，《敦煌藝術經典解讀之捨身飼虎》獲得了精品佳作獎，位列前三名。第一部動畫的成功，給陳海濤和同事們帶來了信心。現在他們正在製作莫高窟第254窟《降魔成道》的動畫闡釋影片。

 

“我期待敦煌壁畫中所包含的人類幾大文明的交流，以美、智慧、堅忍和互助作為核心的一種人類文明的交流，能通過動畫的形式，把其中的視覺元素和美，故事和智慧，傳達給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