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走進晉江，站在古老的深滬港（後渚港），遠眺煙波浩渺的入海口，遙想當年千帆競逐的盛況，在漫長的海絲路上那一個個壯闊的故事，現在已經不得而知。幸而還有那些倖存下來的珍貴的文物和高超的造船技術流傳下來，讓我們依稀勾勒出那條“海上茶葉之路”、“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它亦是世界多種文明交融匯聚之路。

 

從秦漢時期開始，隨著海外貿易的發端，泉州的福船滿載瓷器、絲織品等貨物出海遠航，又換回高級木材、犀角象牙、珠寶、香料藥材等珍貴的舶來品。逐漸興盛的海外貿易促進了晉江地區社會經濟全方位繁榮。成為海上貿易中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與此同時，不少晉江人在海外安家落戶，成為當地的華人、華僑。可以説，海上絲綢之路給晉江文化留下了深深的海洋烙印。

 

泉州文史研究專家吳幼雄認為，“閩南自6世紀起就有海外交通的記載，千百年來，海運貿易發達，逐漸形成獨具特色的海上絲綢之路多元文化的代表。這種文化亦是中華文化和閩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你走進晉江，你會被它多源和包容的文化所吸引，你會被它精巧的手藝而折服，更會被晉江人的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所感動。

 

 

福保平安的“水密隔艙”

 

 

 

2007年12月22日中國各大媒體競相發佈在中國南海海域成功打撈起宋代沉船，該沉船後被命名為“南海一號”。在這次打撈出的文物中除了那些精美的瓷器和金銀器外，長約30米、寬近10米、船體深度超過3米，載重量將近八百噸，集水密隔艙、龍骨等當時代最先進的造船技術的大型古代沉船也成為眾人的焦點。

 

“南海一號”沉船吸引來更多人對中國古代遠洋和造船技術等問題的關注和興趣。其中的水密隔艙技術在造船史上是中國古人的一項偉大發明，也是現代艦船中安全艙的雛形。

 

晉江水密隔艙福船製造技藝的傳承人陳芳財今年已經68歲，去年突然得了中風，經過大半年的治療身體恢復大半，見到記者們他很激動，坐在輪椅上用斷斷續續的話給我們介紹這門技藝。老人介紹説：水密隔艙製造技藝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隋唐五代，到了宋朝幾近完備。這項技術的成熟對於航行中保障人員和貨物安全有革命性的進步。簡單來説，水密隔艙就是利用隔艙板把船艙分成互不透水的幾個艙區，航行時如果遇到意外情況，一到兩個艙區受損，海水進不到其它艙中，整條船依然能保持浮力安全到達彼岸。這項技術成功地將海上透水事故的死亡率從90%下降到20%。

 

原理看似簡單，但是它的製作工藝卻是需要很高的專業性。福建本地的船做水密隔艙習慣就地取材，選用上好的杉木、樟木、松木來製作船的骨架和隔板。隔艙的木板縫隙用桐油灰加麻繩艌密，以確保不滲水。隔板的方向與縱向船身為90度旋轉的橫向，這種設計在分割船體的功能之外更加強了船體堅固度和剛性，亦提高船舶在航行中的安全性。隔艙除了加固和防滲水的作用外，還會根據用途和船隻大小分倉儲存貨物，為長期生活在海上的水手帶來諸多便利。唐代的《藝文類聚》中已經提到有8個水密隔艙設置的船舶。宋代文獻中能夠找到關於11個水密隔艙的記載。

 

 

水密隔艙的功能設計還有更為精巧的細節，隔板也不是死板一塊，在隔艙板下方靠近龍骨的地方設有兩個過水眼。船在海上航行時甲板上免不了會涌上海水，如果進了船艙海水就會通過過水眼向其他船艙分流，起到平衡和穩定船體的作用。需要堵住時，又可以把這個過水眼堵住，人為控制水流的方向。

 

中國古代有四大名船：沙船、鳥船、廣船和福船。福船是對福建沿海所造木帆船的統稱。因其造型和製作工藝更適合跨洋遠航而成為古代遠洋貿易的主要船型。千百年來在不可預知的海上，依靠季風航行數月，平安抵達彼岸是最重要的。有了水密隔艙，航行的安全性大大的提高。在中國古代安全、便捷的福船著稱於世。所以“福船”又多了一層保護平安航行的美好寓意。

 

宋人徐夢莘編著的《三朝北盟會編》中説：“海船以福州為上。”宋代福船的確是中國古代造船技術的傑出代表。特點是高大如樓，底尖上闊、首尾高昂、兩側有護板以行駛于南洋和遠海著稱。底尖吃水深穩定性好，又有利於破浪前行，便於轉舵變向。能在狹窄和多礁石的航道上航行。從近些年水下和陸地考古和古代文獻記載相互印證來看不管是“南海一號”、“華光礁沉船”、泉州後渚港沉船都屬於福船類型，這也從另一方面證明福船是當時海上絲綢之路上各條航道中最活躍的船型。

 

明代鄭和七下西洋所選用的船隊便是當時先進可靠的“福船”。鄭和所乘坐福船也被稱為“寶船”，分為大型和中型兩種，根據《明史·鄭和傳》記載他自己乘坐的是長146.67米，寬50.94米的大號寶船，是世界上第一艘萬噸遠洋船。鞏珍曾在《西洋藩國志》中表述“其所乘之寶舟體勢巍然，巨無與敵。篷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

 

縱觀中國航海史，正是有了這樣的可靠船隻作保障，早在唐代，泉州的商船就東至日本、琉球、三佛齊（今印尼巨港），更遠抵達西亞、南亞、東非、北非諸國，為開闢海上貿易奠定堅實基礎。“水密隔艙”技術也在13世紀末就由馬可波羅介紹到西方。自此，這項技術逐漸被世界各國的造船界所普遍採用，對人類航海史的發展産生了重要影響。

 

 

海絲工廠·磁灶窯

 

 

據《漢書·地理志》中記載漢武帝滅南越國後開始拓展海上貿易規模，朝廷還派出了使者乘船前往東南亞、南亞各國進行貿易。到了唐代海上經貿逐漸繁榮，宋元時期的刺桐港被稱為“東方第一大港”。

 

隨著海上貿易空前繁榮，陶瓷與絲綢、茶葉成為大宗外銷商品。為便於生産和運輸，就地取土、沿溪建窯如雨後春筍般多了起來。其中，已有1500多年曆史的磁灶窯是他們中的佼佼者。早在20世紀50年代，故宮博物院陳萬里、馮先銘等先生就對磁灶窯進行過調查。

 

 

磁灶窯是中國古代著名的陶瓷産地之一，具有濃厚地方特色和時代風格的民窯，生産始於南朝晚期，盛于宋元，延續于明清及近現代。明萬曆四十年刊本《泉州府志》有“磁(瓷)器出晉江磁灶地方；又有白色次於饒磁(瓷)”的記載。

 

據晉江博物館館長吳金鵬介紹，南朝隨著泉州港海外貿易的發展磁灶窯逐漸由內銷變為外銷陶瓷的重要窯口。宋元時期，磁灶窯産品生産工藝博釆眾長，因地制宜，獨具特色，産品以海外市場為導向，大量銷往東亞、東南亞、南亞和東非許多國家與地區。直到明清時期，磁灶窯陶瓷器依然遠銷海外。

 

 

如今磁灶窯生産的瓷器在日本、東南亞各地以及非洲多有出土，他們常見藏于這些國家的博物館和美術館。日本的橫濱、長野、福岡、京都等地出土有磁灶童子山所産黃釉下鐵繪花紋盆，蜘蛛山窯所産綠釉剔花器、龜形硯滴等。菲律賓曾發現磁灶土尾庵所燒制的雙龍搶珠、纏枝牡丹花紋飾、綠釉軍持和黑釉軍持、印紋碟、黑釉碟、黑釉刻花爐、燈盞等，蜘蛛山窯的印紋碟、軍持、綠釉龜形硯滴等。

 

 

吳館長向我們解釋外銷瓷與內銷瓷最大區別就是定制，“如果一件在窯址出土的瓷器與海外銷售地區出土或出水的瓷器極度像似，就可以印證該瓷器的來源地。這種‘找娘家’的科考幫助我們還原了磁灶窯曾經的輝煌”。在泉州古代外銷陶瓷博物館的眾多展品中“軍持”要算很特別一類，“軍持”是梵語“kunDika”的音譯，為佛教僧侶飲水或凈水所用的盛水用具，是佛教僧侶隨身攜帶的“十八物”之一。為了滿足東南亞國家僧侶和穆斯林的需要，磁灶窯大量燒造軍持，綠釉、黃釉、醬紅釉、紅綠彩釉、素胎等，裝飾手法較豐富。這樣的軍持在菲律賓已有發現，印證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瓷器外銷多達44個地方，分屬而今的亞洲、非洲各地。

 

明代，磁灶吳姓的陶瓷工匠把製造龍甕的技術傳播到菲律賓，成為當地著名的工藝。他們稱這種龍甕為“文奈”，在生活中廣泛使用，甚至視之為聖物。

 

文明像海洋一樣是相互流動和融合的，外來文化也影響晉江百姓。晉江博物館藏有一件帶“明教會”款的黑釉碗，為國家一級文物。1979年于草庵龍泉書院遺址出土，碗內外施醬釉，圈足露胎，內壁刻劃陰文“明教會”三字，口徑18.3釐米、足徑5.9釐米、高6.5釐米，係宋代磁灶大樹威窯燒制，據考證為當地宋代摩尼教徒統一燒制的食具，是當時泉州摩尼教興盛的一個重要標誌。它的發現為研究宋代泉州地區摩尼教的活動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草庵係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世界上現存最完整的摩尼教遺址。

 

用文物和技藝講述海上貿易的故事，用文獻回望千年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無論是保護船隻安全的水密隔艙，還是以滿足海外市場需求的磁灶窯，都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和繁榮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歐洲及世界文明的進步，在各國文化交流中産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