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全國政協委員的提案，劍鋒所指有兩個方向：一是抑房價，方案主要是加稅，包括提高土地增值稅、徵收房屋空置稅和物業稅等。二是建設保障型住房，加大保障型住房的層級，讓經濟適用房退出歷史舞臺。前者是為了普羅大眾買得起房，後者是為了中低收入階層住得上房。
物業稅是專門針對投資性購房的懲罰性稅收，由地方政府參與投資紅利的分配，對於高房價可以一劍封喉。除了物業稅之外，其他加稅舉措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時，對改善房地產環境毫無益處。
我國的房地產稅費不少，早在2008年兩會期間，王超斌、蔡繼明等10位全國政協委員，聯署了一份《關於減少政府收費環節，遏制住房價格上漲的建議》。委員們通過調研得出結論：房價過高與政府對房地產業課稅過重緊密相連，有關政府部門對房地產業收取的稅費總計佔房價的15%∼20%，而這種稅費已佔到地方財政收入的30%∼50%。
從以往的經驗看，房地產價格是越加稅，越上漲。因為政府和投資者可以通過減少土地供應、通過囤地獲得最多的土地紅利，羊毛出在羊身上，一切成本由購房者承擔。除了物業稅之外，其他房地產稅費上漲無助於平抑房價。
建設住房保障體系眾望所歸，難題是保障型住房建設資金從何而來。政府提出到2011年建設750萬套保障性住房的目標，與實際需求相差450萬套，如果算上農村的貧困人群，保障性用房的建設數量遠遠不夠。中西部建設保障型住房需要中央財政補貼，中央財政的來源是加稅或者央行印鈔，地方財政的來源仍是土地，或者通過城市投融資平臺向銀行借錢，作為錢袋子的銀行已經對地方財政擔保借款高度警惕。
建設保障型住房的資金來源只能由地方政府將土地收入反哺。全國人大代表宗慶後建議改革供地方式，建立三三制住房制度的基本框架，即保障性住房以政府劃撥方式供地，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其實現在正是這麼做的，但缺少監督的結果是，零地價、低地價的保障住房用地越來越少。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建議，以這些保障性住房為抵押，以穩定的租金為收益進行大量融資，這樣可以解決地方政府住房建設資金問題。新加坡與香港地區的房地產信託基金確實成功，但移植到內地，房地產信託穩定的現金流從何而來？其贏利的實質同樣是政府的低地價紅利和物業收入一起轉移到信託基金中。
一切都指向了地方政府是否肯出讓房地產紅利，是否願意承擔責任解決住房民生難題。令人欣慰的是，北京提出2010年各類政策性住房用地佔全市住房供地50%以上，以50%土地收入反哺保障房，將50%的土地用於保障型住房建設。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阿喀琉斯之踵，房地產死結不破，中國實體經濟難興，公共財政難公開，民生保障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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