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婦女運動：與中國革命同進步

　　原標題：傳承紅色基因｜上海婦女運動：與中國革命同進步

　　我國于1922年開始紀念“三八”婦女節。中國婦女第一次群眾性的紀念“三八”節活動是1924年在廣州和上海舉行的。綜觀早期中國革命史，上海的婦女運動都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僅為中共的早期發展提供了諸多便利與人員儲備，也在中共領導下組織了不少活動進一步推進婦女運動發展。據史料記載，從1924年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上海絲紗女工協會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爭取婦女權利、反帝反封建開始，除特殊時期，上海的紀念活動一直延續至今。

圖説：平民女校培養了許多女幹部。張龍 攝

       創辦女校培養先進女性

       上海有兩所女子學校，在中國早期革命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可忽視。

       一個是在1921年住進10位中共一大代表的博文女校。關於中共當時為什麼會選擇博文女校作為代表住宿地，史學界有三種説法。但無論哪種説法，國學大師章太炎唯一的女弟子黃紹蘭創辦的博文女校，對於中共“一大”在上海的舉行，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博文女校出現在上海並非偶然。19世紀50年代，女子教育在上海萌芽。到了民國元年，也就是1912年12月27日，孫中山親臨松江清華女校發表演講，痛斥幾千年封建制度對婦女的摧殘迫害，盛讚松江教育界推廣女子教育有功。博文女校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一大紀念館資料組在《黨的一大代表活動地點之一——博文女校》一文中，介紹了黃紹蘭女兒黃允的回憶：“辛亥革命後，黃興做南京留守處主任，她的母親黃紹蘭（即黃樸君）也參加留守處工作。黃紹蘭早年畢業于北京女子師範學堂，1917年張勳鬧復辟以後，她到上海辦博文女校。”今人也多持同樣説法，認可黃紹蘭為博文女校創辦人之一，另兩位創辦人為黃興夫人徐宗漢、章太炎夫人湯國梨，只是創辦時間有1916年和1917年兩説。

       另一所有著重要地位的女子學校便是中國共産黨創辦第一所婦女幹部學校——平民女校。這所婦女幹部學校由李達夫人王會悟出面租賃。李達任校長，分高級、初級兩個班。據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館員倪娜介紹，平民女校中誕生了許多革命幹部，比如17歲進平民女校的初級班學生錢希均，她一面讀書，一面積極參與婦女運動，後成為參加長征的紅軍女戰士之一。

        中共推動婦女解放運動

        1924年，中國婦女界統一戰線建立，國共兩黨婦女在廣州、上海組織了第一次“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紀念活動。雖然當時的紀念活動主要發生在廣州，但是當天晚上，上海絲紗女工協會也召開了慶祝大會，並被載入了中國婦女運動史。

       2016年12月出版的《上海黨史與黨建》曾刊登一篇由上海師範大學馬培撰寫的《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在上海的婦女節紀念活動初探》，引用了這樣一段記載：“1924年1月，向警予親自組織絲廠女工與紗廠女工聯合成立上海絲紗女工協會，……，1924年3月8日晚7時，上海絲紗女工協會召開‘三八’婦女節慶祝大會，到會五十余人，主席李紀源致詞，王奠世詳述三八節的來歷及國際婦女運動的歷史，女工代表王根英、陳鳳英在會上做了中國為什麼紀念‘三八’的演説，茶點後散會。”由此可以看出，這次上海的“三八”婦女節紀念活動是在中共的組織和參與下進行的，是中共重視與彰顯女工力量的具體體現。文中提供的參考文獻顯示，這段史料來自於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3月10日刊登的《女工會慶祝婦女節》一文。

       中國共産黨在上海成立後，把婦女解放問題作為黨的重要任務之一，立即改組了上海女界聯合會，並以該會名義創辦《婦女聲》半月刊，指導婦女運動。1922年7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出《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指出：“婦女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的，只有無産階級獲得了政權，婦女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這是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第一個以政黨名義作出的關於婦女問題的決議，為婦女運動指明瞭方向。

       1925年1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産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通過向警予主持制定的《對於婦女運動之議決案》，強調指出：“我們深知現代婦女所以至於被奴屬的地位，完全是私有財産制度的罪惡。私有制度不廢除，婦女解放永做不到徹底”，“婦女解放與勞動解放實有極大關聯”。這是黨的決議第一次提出私有制是婦女受壓迫的根源。

       縱觀早期中國革命史，無論是在上海發起、並席捲全國的五卅運動，還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都可以看到婦女的身影。

       自1922年初，向警予從法國勤工儉學回國，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産黨，成為上海最早的中共女黨員之後，女性就成為了中國共産黨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據《上海婦女志》記載：1923年9月，上海的中共黨員僅有34人，其中女黨員3人；1924年11月，上海的中共黨員增加到109人，其中女黨員有7人，她們是向警予、王一知、陳比難、楊之華、鐘復光、張琴秋和陳倩如；1925年12月，上海的中共黨員激增到1022人，其中女黨員250人，佔24.46％；到1927年1月，上海的中共女黨員已有696人，佔當時上海的中共黨員總數（3630人）的19.17％。（據史料記載，當時在全國範圍內女黨員所佔的比例不到9%）。

        巾幗英雄滬上各展風姿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上海婦女運動受到限制，但還是有不少婦女幹部來到上海開展革命活動。

        1927年8月，中國共産黨最早的女黨員繆伯英前往上海，在白色恐怖中開展地下工作。1929年10月下旬，積勞成疾的她染上傷寒，被送進寶隆醫院搶救。生命垂危之際，她對丈夫何孟雄説：“既以身許黨，應為黨的事業犧牲，奈何我因病行將逝世，未能戰死沙場，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堅決鬥爭，直到勝利……善待重九、小英兩孩，使其健康成長，以繼我志。”年僅30歲的繆伯英告別了她未竟的事業、拋下一雙兒女走了。

       1928年5月1日,一位年僅33歲的女共産黨員高呼著“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産黨萬歲！”的口號，在漢口余記裏刑場英勇犧牲。她就是中國共産黨中央婦女部第一任女部長、被譽為“中國婦女運動先驅”的向警予。歸國後在上海入黨的向警予在滬期間撰寫了大量論述婦女解放的文章，分別發表在《嚮導》《前鋒》《覺悟》和《婦女週報》《婦女雜誌》上。中共中央歷次關於婦女運動的文件和決議，也大多是由她提議和起草的。

       據《上海婦女志》記載，大革命失敗後，相繼來上海秘密從事婦女工作，後來又因種種原因陸續離開上海的有：蔡暢，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婦委委員等職，1931年前往瑞金；鄧穎超，大革命失敗後，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1932年奔赴革命根據地；劉英，1928年在上海中共中央婦女部工作，1929年前往蘇聯莫斯科讀書；張琴秋，1930年在上海中共滬東區委做女工工作，1931年去了革命根據地；李伯釗，1930年在上海香煙廠做女工，1931年前往瑞金；金維映，1927年來上海從事工人運動，1930年任上海絲織業黨團書記，1931年前往瑞金；劉群先，1930年到上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長，1933年前往瑞金。她們還都參加了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此外，還有李文宜、周秀珠、張金保等人從外地調來上海，在中共中央婦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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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産黨為婦女解放指明方向

       從興女學、廢纏足，到辦女校、辦女報，從批判封建綱常、宣傳男女平等、要求參政，到呼籲婦女走出家庭、投身社會、參加革命，上海的婦女運動走在了全國的前列。

       當馬克思主義傳入上海，當中國共産黨在上海成立後，上海的婦女運動終於揭開了新的篇章。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産黨，為中國婦女解放指明瞭方向。繆伯英、向警予、王一知、楊之華、蔡暢、徐全直、張琴秋、鐘復光、李文宜……無數中國的先進女性，她們終於明白了：中國的婦女解放只有被納入到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時代洪流中，才能實現真正解放的社會基礎，最終才能實現婦女的徹底解放。

         張玉菡（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