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學獎得主阿來攜《機村史詩》來滬

　　原標題：茅盾文學獎得主、作家阿來攜長篇小説《機村史詩》來滬暢談創作：今日中國鄉村迎來的生機，堪稱一部偉大史詩

作家阿來《機村史詩》六部曲，由《隨風飄散》《天火》《達瑟與達戈》《荒蕪》《輕雷》《空山》六本書組成。(浙江文藝出版社供圖)

　　“一個作家不管聚焦何種題材，重要的是要對語言有追求，對所呈現的對象有一點點超越性。現實主義書寫，不是簡單拿個DV跟著現實熱點跑，或全盤照拍。”日前，知名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阿來攜長篇小説《機村史詩》六部曲亮相思南讀書會，與滬上讀者們分享創作經驗，並笑著“許下承諾”———只要健康允許，“我會再接著寫兩本鄉村小説，以十年為一個單元，寫寫新世紀農村的新變化”。

　　《機村史詩》是阿來2005年出版的小説《空山》新版，由阿來重新拆分命名。有讀者形容，《機村史詩》就像“六片花瓣”，由《隨風飄散》《天火》《達瑟與達戈》《荒蕪》《輕雷》和《空山》六本書組成，每部又分別由一部小長篇、事物筆記和人物筆記共同構成。這部以花瓣式架構編織的藏族村莊當代編年史，日前由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評論家李敬澤曾説，“《空山》寫藏區，阿來按下雲頭，寫了人的世界。人有大有小，但終究都是人，承受著與我們內容相同、但前提和節奏不同的現代歷史。畫神容易畫人難，《空山》比《塵埃落定》難。”

　　對於文學來説，人是出發點，也是目的地

　　美國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曾説：“倘若遵照荷馬、維吉爾、彌爾頓創作史詩的標準，我們現今已沒有可稱為史詩的體裁。”但他又在《史詩》批評集中，把《白鯨》《追憶似水年華》和《源氏物語》等作品也納入了史詩範疇，並重新定義史詩為“英勇地整夜搏鬥，拖住死亡天使，以求贏取更長的生命賜福”。作家阿來很欣賞這個説法，他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鄉村迎來今天的生機，確實也可稱為一部偉大的史詩。

　　如何在小説中呈現這生機中的波瀾壯闊？《機村史詩》小説的主角正是一座名為機村的村莊，“機”是一個藏語詞的對音，藏語裏一種叫嘉絨語的方言裏的詞，意思是種子，或根子。在阿來心目中，他寫《塵埃落定》《機村史詩》，是下定決心要寫出“史詩意味”的；即便這樣，寫完後仍“覺得意猶未盡”，發現小説中還有部分情節和人物能單獨拎出來再寫中短篇。

　　比如《塵埃落定》寫了一個銀匠，但沒有充分展開，阿來唸唸不忘，後來創作了短篇代表作《月光下的銀匠》。“雖然小，但我覺得精緻，有趣。”他很贊成米蘭·昆德拉所説的“文學也有一點遊戲性質”，這不是大家通常理解的玩耍，而是指比較高級的智力空間裏的語言切磋。在他看來，如果純粹追求意義和思想，可以直接研究哲學、歷史、人類學等，但它肯定不是小説的首要任務。

　　“對於文學來説，人是出發點，也是目的地，不能離開人。我偏執地認為，小説的深度不是思想，而是體現在情感的深度，體驗的深度。”他説，“文學，有文學自己承擔和擅長的功能。”

　　在詩意剛露頭時就緊緊抓住，不讓它墮入瑣碎中

　　資深編輯葉開説，《機村史詩》在文體探索上呈現出強烈的開放結構，不是封閉的，“開放結構散發的氣息，屬於活生生的五味俱全的世界，聲音、色彩、香味等都交融在一起。”

　　的確，這部小説以破碎的變動結構對應不斷重組的鄉村，“花瓣式”本身也成了某種隱喻。“因為這50年中，在鄉村，沒有一個人或一種人，或一個家族，像長河小説中那樣始終處於舞臺的中心。”阿來説，“如果我要以變化的村莊為主角，就得隨時去蹤跡那些因時因勢成為中心，或者預示著鄉村變遷方向的新的人物。”

　　“寫作中，尤其需要把握的還是文學的詩意，詩意在語言的構建當中自然而然會産生，它一露頭就得緊緊抓住。如果詩意閃爍一下就消失，就會墮入瑣碎的、庸俗的世俗當中，失去了意義。”阿來強調，書寫現實的過程中，需要作家從現實中提煉捕捉詩意。“我不反對現實主義，但是我堅決反對把現實主義等同於照相式———拿個DV就跟著人屁股後面拍，要特寫有特寫，要中景有中景，如果要大全景就放個無人機在天上，什麼景觀都可以看到……但如果文學只有這種亦步亦趨功能的話，其實是文學的自我取消。”

　　小説為什麼能夠存在？文學有什麼神奇的魅力？阿來接連拋出幾個問號，他的答案是，文學書寫的能力恰恰在於，能夠在基本經驗的基礎上構建一個能夠超越、甚至是迥異於現實的世界，但又能觀照當下。“正如我的寫作，不是為了渲染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高原上的民族生活得如何超然世外，而是為了祛除魅惑，告訴這個世界，這個族群的人們也是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他們最最需要的，就是作為人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