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打工者藝術團在古鎮表演。資料照片
長三角打工者藝術團在南京舉辦專場演唱會。 資料照片
■本報記者 任俊錳
5月25日晚7點,南京中山陵腳下,吾在書舍,100多位觀眾擠得滿滿噹噹。他們正在等待的是長三角打工者藝術團首次南京專場演唱會。這些觀眾還不知道,他們翹首期盼的“長三角打工者藝術團”,正打算改名為“長三角新市民藝術團”。
前一週,記者見到了長三角打工者藝術團創始人、理事長許小猛。一開始以為藝術團團長應該是一個非常“藝術范兒”的人,但其實全然不是,長相干凈的他沒留長髮也沒蓄鬍子,説起話來不緊不慢,只有談起藝術團,他的話才多了起來。
長三角打工者藝術團成立於2010年12月25日。目前團員僅有30多人,但人員組成卻異常多樣,有一線操作工、售貨員、電焊工,也有景區工作人員、專業音樂人等。音樂作品關注打工者、留守兒童、春運等社會議題。
為何以“長三角”命名?許小猛介紹,因為他所居住的蘇州屬於長三角地區。另外,在藝術團成立時,他夢想著有一天能夠走遍長三角每個角落,去為打工者群體服務,展現打工者群體的精神風貌。
9年過去了,藝術團主要在蘇州表演,也曾受邀前往過上海和南京,蘇州外的專場演出只有上月25日南京那場。甚至到現在,藝術團仍然沒有固定的排演場地。
團隊規模不大、發展速度不快,但這不妨礙藝術團團員們的身份從“打工者”轉換成“新市民”。現在,許小猛還有兩個夢想,一是藝術團能夠真正走遍長三角各個角落,二是與專業交響樂團有一次合作,實現草根與專業的碰撞。
“入團”必須要有工作
最近,來自江蘇鹽城的50多歲音樂愛好者姜正華找到許小猛,見到第一句話便是“我找你找了兩三年”。許小猛評價,他的表演和作品都不錯,但並不符合要求。為什麼?他的回答斬釘截鐵:“必須要有工作!”
“必須要有工作”,這是加入長三角打工者藝術團的必要條件之一。許小猛認為,這一組織是公益性的,如果沒有工作首先很難養活自己,其次加入藝術團是為觀眾帶來正向激勵,而連自己都難養活的人,何談去影響和幫助別人。
養活自己,並不容易。2004年,許小猛從河南商丘老家初到蘇州,在蘇州高新區一家電子廠流水線上循環往復地工作著,每週工作六天,“穿著只露出眼睛的服裝”,每次去洗手間僅有15分鐘時間,吃飯時間僅30分鐘,而且不計入當日工作時長。
“很多像我們一樣的打工者,上班特別辛苦,也特別無聊,但他們也有自己的夢想。”在蘇州木瀆鎮,打工者佔比非常高,許小猛産生了一個想法,希望能夠將身邊身懷才藝的打工者朋友們聚集起來。2010年12月25日,長三角打工者藝術團正式成立,團裏所有的演員都是打工者,有工廠操作工、酒店服務員、企業白領等。
成員袁偉來自南通海安,現在上海一家半導體外企工作。他清晰記得加入藝術團的情景。2013年的“十一”長假,當時還在蘇州工作的他,帶著朋友到木瀆古鎮的嚴家花園遊玩,偶然碰上一個歌唱比賽。在朋友的慫恿下,有專業訓練基礎的他參加了比賽,並得到了評委們的認可。賽後,他收到了許小猛的邀請。
而真正讓藝術團從“草根”邁向“專業”的關鍵一步,是2012年久默(藝名)的加入。久默是上海音樂學院的碩士畢業生,2014年在蘇州創立了自己的音樂工作室,早在2007年他便與許小猛結識,加入之前還曾與許小猛一起製作了藝術團的首張專輯。
2010年世博會期間,久默作為上海音樂學院學生會成員組織了學生志願者工作。期間,他發現這座城市全民都參與到了志願者的隊伍中,提升了這座城市的包容度和開放度,這也讓他看到了公益的力量。
合作之初,許小猛和久默兩位團隊主創有過“創作矛盾”。而矛盾的焦點便在於“接地氣”與“品質”這一對關鍵詞。當時,許小猛希望歌曲能夠更接地氣,利於傳唱,但是作為專業出身的久默卻認為,應與同類藝術團有所不同,要更在乎音樂的品質。後來的合作中,雙方也都互相尊重了對方的意見,達成“和解”,尋找到“雅俗共賞”的平衡點。久默説,現在回頭想想,當時還難以對打工者這一群體感同身受,相處久了,便了解了許小猛的要求和這個群體,也讓他對於公益本身有了更深的理解。
多年來,長三角打工者藝術團堅持定期到工廠、農民工子弟學校等地進行公益演出,不向表演者和觀看者收取任何費用。截至目前,觀眾已經達到十萬人次,公益演出60余場。
“打工者”已成“新市民”
藝術團成立這9年,許小猛在蘇州成家立業,並成為兩個孩子的父親。
他記得,剛來蘇州時,春運很多打工者買不到火車票或汽車票,便回不了家。現在大家都是開車回家。
他還記得,以前站在蘇州山塘街看來往遊客,很容易區分哪些從廠裏出來,而現在從衣著打扮上已經很難區分。這些年來,長三角不少地區已用“居住證”取代“暫住證”,體現了對於打工者這一群體的身份認同,而這也促使著打工者自身觀念的變化,他們正積極融入城市,成為“新市民”。
數年前,來自江蘇鹽城的藝術團成員胡秋香還在一線作業,現在已退居“二線”,進入公司的製造管理科,主要解決生産線上發生的問題。2015年,她便在蘇州高新區購了房,2018年春節前後住進新房,上半年拿到房産證後,第一件事就是張羅落戶蘇州的事情。2009年便來到蘇州的她,積分達800多分,符合蘇州積分落戶政策,去年9月前後,她正式成為“新蘇州人”。“房子到公司騎電動車約25分鐘,開車約10分鐘。”她説,她的很多同事也都在高新區買了房子。
久默是土生土長的蘇州人。在他看來,10年前很多人對待打工者的態度與現在不太一樣。以前的打工者思考的是如何多掙些錢,過年帶回家;而如今的年輕打工者,自身受教育程度、個人素養等變化很大,因此思維方式也有所不同。現在他們思考的是,如何從“打工者”真正向“新市民”蛻變。
許小猛記得,大家剛聚在一起的時候,沒有房、沒有車,但是現在團員們都慢慢在城市立足。“這是相當不容易的,這正是用自我實現本身傳遞正向價值觀,才是真正有説服力的。”許小猛感慨。
“只要社會上還存在‘打工者’和‘新市民’,藝術團就有存在的價值,相信夢想和未來會越來越寬。”許小猛説。也許事實確實如此,長三角打工者藝術團所面向的群體,正是見證和建設長三角一體化不可或缺的一群人。在長三角一體化的戰略“大寫意”下,每一個打工者都將為這幅“工筆畫”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些發展“背後的人”將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正如《城市是我家》這首歌中所唱的,“小夢想也可以創造大繁華”“小力量也可以建設大國家”。
團員們也在期待著長三角一體化。“每年就可以不止回家幾次,可以常回家看看”,現在胡秋香從鹽城老家到蘇州,要坐四個小時大巴,她期待著高鐵更加便捷。
“大家都是長三角人。”這是久默對於長三角一體化未來的期待。在他看來,未來隨著地鐵、高鐵等交通基礎設施的佈局和完善,大家可以更加方便地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甚至隨著融合度變得更高,拋開城市歸屬的概念。
“千萬別忘了為何出發”
2016年,袁偉決定出走蘇州,定居上海。
究其原因,或可從由長三角打工者藝術團創作的《我是一隻小候鳥》中覓得答案。小時候,家在南通海安的他,身邊有很多玩伴一年到頭很少見到父母,甚至一年難見一次,而孩子的成長是非常需要陪伴的。因此,當時聽到這首歌很有觸動,自己暗下決心,雖然婚後與妻子依然在工作日分居蘇州和上海兩地,但“有了孩子之後,一定要到上海”。
這一話題讓許小猛感同身受。他的孩子兩歲時曾在商丘老家待了半年時間。即使現在已過去多年,已經上四年級的孩子,依然記得那次分別,“這對於孩子的心理創傷是非常大的”。也正是為了能夠讓家長和社會更多關注留守兒童,藝術團于2014年創作了《我是一隻小候鳥》這首歌曲,以反映每年寒、暑假,全國各地的小朋友涌向城市,與闊別了很久的父母相聚的故事。
而為城市“留守兒童”的表演,成為團員們的共同記憶。2012年“六一”兒童節,藝術團來到木瀆農民工子弟學校——木瀆友好學校進行公益演出,由於經費緊張,音響是找愛心企業贊助的,沒錢做背景板,就做了一條橫幅,舞臺是學校日常活動使用的升旗臺。當現場孩子們合唱起《給我們一雙翅膀》——“我們沒有明亮的教室,我們沒有寬闊的操場,我們渴望徜徉在知識的海洋,我們渴望爸爸媽媽陪在身旁,吃一頓飯、去一次遊樂場”時,在場的家長無不動容,吉他手也流下了眼淚。
為了達到更好的演出效果,對於“有工作”的他們而言,排練經常如“打雞血”一樣。袁偉記得,一般會排練到很晚,有時到十點十一點鐘,甚至到淩晨一兩點鐘。胡秋香記得,有一年,為了“六一”兒童節的表演排練,她跑了不下20公里才到蘇州靈岩山腳下的排練場地。坐公交車需要換乘,前後起碼要一個半小時,當天早班,即下午五點多下班出發,到排練場地也要七點多,排練到九點多,返程會讓順路的團員送下,當天十點多回到住處。
雖然辛苦,但藝術團成員覺得值。談到最感動的藝術團原創歌曲,許小猛説,是《365天》這首歌。在城市打拼的他深知,“父母在,不遠遊”的道理。“每年過年都會回家,哪怕只能待上兩三天。”許小猛説,春運回家對於常年在外的人來説,彌足珍貴。
胡秋香特別喜歡藝術團原創歌曲《醜小鴨》。在她看來,這首歌向外界傳遞的正是最普通打工者奮發向上的精神面貌,這正是打工者的真實寫照。每次聽都讓她覺得,“有一絲絲‘小心酸’,但也有一絲絲‘小溫暖’”。
“藝術團的作品可以給更多人帶來一些‘觸動’,産生一些‘共鳴’,提醒大家‘千萬別忘了為何出發’。”袁偉説。
2016年,許小猛即將從蘇州返鄉時,恰好下了一場雪,讓他想到了家鄉白雪覆蓋的麥田。《365天》這首歌便誕生了。作曲時,久默將江南的評彈等元素融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樣的音樂能喚起一個人、一群人、一個時代關於家的記憶,正如歌裏所唱,“這裡是如畫的江南,想的還是農家小院”。